日内瓦，下午两点三十七分。
会议厅的门在身后关闭，隔绝了走廊的光线和声音。陈昊走向自己的座位，感觉就像穿过一扇看不见的边界——从相对安全的公共空间，进入一个规则更复杂、后果更真实的场域。
下午的议题是“责任与风险管理”。约翰的开场白简明扼要：“普罗米修斯倡议将在法律和监管的模糊地带运行。我们需要预先定义：什么风险是可接受的，什么后果是必须避免的，以及当事情出错时——它们总会出错——谁来负责。”
瑞士律师分发了一份二十三页的文件草案，标题是《普罗米修斯参与方责任框架》。陈昊快速浏览，发现条款设计精巧但留有大量解释空间。关键条款第四条：“参与方应尽合理努力确保系统不被用于违反国际法或危害人类安全的用途。”什么是“合理努力”？没有定义。什么是“危害人类安全”？取决于解释。
“这份草案基于《外层空间条约》和商业太空活动的现有惯例，”律师解释，“但加入了适应普罗米修斯特殊性质的条款。特别是第九条：在极端情况下，如系统面临被敌对行为体夺取或滥用的紧急威胁，参与方保留采取‘必要保护措施’的权利。”
法国代表举手：“‘必要保护措施’包括什么？物理摧毁？电子干扰？还是其他？”
“根据国际法中的自卫原则，”律师回答，“在面临即时、重大威胁时，可以采取相称的措施保护资产。具体手段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评估。”
阿联酋代表皱眉：“但如果每个参与方都可以自行判断‘即时威胁’，这可能导致误判和冲突升级。”
“所以需要建立一个联合决策机制，”约翰说，“在威胁发生时，由技术委员会快速评估，执行委员会投票决定响应措施。但紧急情况下，如果无法及时召集委员会，现场操作方可以临时决策，事后接受审查。”
陈昊注意到，这实际上为太空中的单边行动开了后门。如果某颗卫星被判断面临“即时威胁”，控制方可以先行动，后解释。
“谁将在技术委员会中？”德国代表问。
“每个主要参与方一名代表，加上三名独立专家，”约翰看向陈昊，“陈先生的团队，由于在风险分析方面的专长，被提名为独立专家候选人之一。”
又一次提名，又一次将他推向权力位置。陈昊能感觉到范·德·海登的目光，以及其他人眼中的审视。
“陈先生的能力我们认可，”英国代表第一次明确支持，“但边际解决方案公司毕竟是商业实体，作为‘独立专家’是否有利益冲突？”
“所有专家都会有某种形式的利益关联，”约翰回应，“关键是透明度和制衡。陈先生的团队将公开所有与普罗米修斯相关的合同和收入来源，同时，他们的建议将接受同行评审。”
“同行是谁？”
“一个由国际太空法学者、前航天机构官员和伦理学家组成的小组。基金会已经同意赞助这个小组。”约翰看向范·德·海登。
范·德·海登点头：“基金会愿意提供每年两百万欧元的资金，支持独立监督机制。但我们需要确保专家的选拔过程透明公正。”
交易达成了，陈昊意识到。约翰和范·德·海登之间显然有私下协商：基金会提供资金和合法性，换取在监督机制中的影响力。而他，被安排为双方都能接受的“独立专家”。
“陈先生愿意接受这个角色吗？”新加坡代表林梅问。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过来。陈昊感觉到这个时刻的重量：接受，意味着正式进入普罗米修斯的权力结构；拒绝，可能被边缘化，失去影响力。
“我愿意，”他平静地说，“但有两个条件。”
“请讲。”约翰示意。
“第一，我需要访问所有非机密的项目数据和文件，以及适当的机密信息权限，以便做出基于完整信息的判断。第二，我的团队需要预算聘请自己的法律和技术顾问，确保我们不受任何单一信息来源的限制。”
约翰与律师交换眼神，然后点头：“合理要求。细节可以在会后协商。”
决议通过。陈昊正式成为普罗米修斯技术委员会的“独立风险评估专家”。
接下来的讨论转向具体的技术标准。但陈昊的思绪已经飘向更远：他需要重新评估团队的战略。原本的计划是在灰色地带提供专业服务，保持灵活性。但现在，他们正在被制度化，被纳入一个更大的体系中。
这不是坏事——制度提供保护和资源——但也意味着束缚。他们需要找到在体系内保持自主性的方法。
会议在下午五点半结束。约翰宣布第二天上午将讨论“融资结构与收益分配”。
回到套房，团队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你的权限提升了，”凯瑟琳分析技术委员会的架构，“作为独立专家，你可以接触到大部分非机密文件，还需要安全审查才能访问机密信息。但关键在于，你可以提名自己的顾问团队——那意味着我们可以正式地把蜘蛛、我甚至墓碑纳入系统。”
“但也要接受审查，”蜘蛛提醒，“我们的背景会被深挖。我的黑客历史，凯瑟琳的NSA过去，墓碑的军事记录……”
“约翰知道这些，”陈昊说，“他仍然提名我，说明他认为这些背景不是问题，甚至是资产。”
老周从财务角度提出：“基金会提供的两百万欧元监督资金，将通过一个瑞士的非营利组织分配。我查了那个组织，董事会成员包括前联合国官员和欧洲的学术机构负责人，表面干净。但资金的实际控制权在基金会。”
“所以范·德·海登间接控制着监督机制的资金流，”墓碑总结，“他想通过钱影响监督方向。”
“而约翰通过提名权影响人员组成，”陈昊补充，“双方都在试图控制这个机制。我们的位置很微妙：既是双方妥协的产物，也是双方都想争取的变量。”
“我们该偏向哪边？”蜘蛛问。
“都不偏，”陈昊做出决定，“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基础。凯瑟琳，开始组建我们的法律和技术顾问网络。找那些真正独立、有声誉、但可能被主流体系忽略的人才。蜘蛛，用蜂巢协议建立一个替代的信息分享网络，不仅包括我们，还可以包括一些可信的合作伙伴。”
“什么样的合作伙伴？”
“小型但有专长的太空创业公司，发展中国家有才华但缺乏机会的工程师，退休但仍有影响力的前官员，”陈昊列举，“这些人可能被大体系忽视，但如果组织起来，可以形成第三股力量。”
“资源呢？”老周问，“做这些需要资金，而我们现在主要收入依赖项目合同。”
“我们需要多元化收入流，”陈昊说，“刚果钴矿项目是第一项。我还在谈的中亚油气田评估是第二项。接下来，我们需要寻找更多中等规模、高利润、低曝光的业务。”
“但时间呢？”墓碑指出，“我们现在同时要处理日内瓦会议、组建顾问网络、运行现有项目——”
“所以需要更好的分工，”陈昊看向每个人，“凯瑟琳，会议结束后你主要专注于构建我们的专业网络。蜘蛛，你负责技术平台和信息系统。墓碑，你负责安全架构和人员审查。老周，你管理财务和后勤。而我……负责战略方向和客户关系。”
这标志着团队从临时协作向正式组织的转变。每个人都有了明确的职责范围。
“还有一个问题，”凯瑟琳说，“范·德·海登给的U盘内容。那个‘影子架构’文件，我们该怎么处理？”
“暂时保密，但保持警惕，”陈昊决定，“如果普罗米修斯真有秘密军事层面，我们需要知道，但不要过早暴露我们知道。观察各方的行为，看哪些与这个秘密架构相符。”
晚上七点，团队在套房内用餐——由酒店送餐，但经过安全检查。用餐时，蜘蛛汇报了下午对范·德·海登的追踪结果。
“他离开酒店后去了联合国欧洲总部附近的一栋办公楼，”蜘蛛展示地图，“在里面待了四十七分钟。进出时都有人陪同，可能是保镖或助手。然后他返回酒店，直接回房间，没有其他接触。”
“办公楼里是什么机构？”
“登记的是‘国际太空治理研究所’，但实际只有三个全职员工，其余都是访问学者。研究所的主要资助方……是法国政府。”
法国、基金会、秘密军事架构——碎片开始连接。
“还有一件事，”蜘蛛调出一张照片，“这是范·德·海登进入办公楼时的陪同人员之一。面部识别匹配到法国对外安全总局的一名中层官员，专长是技术情报。”
“所以基金会与法国情报机构有联系，”墓碑说，“或者至少，范·德·海登个人有。”
“这不意外，”陈昊说，“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必然与各国政府有各种关系。关键是这种关系的性质：是合作？是利用？还是控制？”
晚餐后，陈昊独自在卧室处理邮件。一封来自斯特拉顿公司的加密邮件引起了他的注意，发件人是艾琳·卡特，但内容风格与平时不同：
“明晚九点，老城罗讷河畔，‘艺术与历史博物馆’后门。单独前来。有重要信息关于你团队的安全。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约翰。”
邮件使用了卡特常用的加密协议，但签名验证有轻微异常——不是错误，更像是故意留下的瑕疵，像是某种身份验证。
陈昊思考了几分钟，然后回复：“确认。暗号？”
几分钟后，回复来了：“你说‘日内瓦的天气多变’，我答‘但湖面总是平静’。明晚见。”
—
第二天上午九点，会议继续。
约翰的开场直入主题：“今天讨论融资。普罗米修斯第一阶段预算二十八亿美元，已确认资金二十一亿，缺口七亿。此外，我们需要为未来可能的技术超支和风险准备金追加约五亿。”
数字在屏幕上滚动。资金来源复杂：主权基金占40%，私营企业占35%，高净值个人占15%，其余为其他渠道。
阿联酋代表提出关键问题：“收益如何分配？尤其是如果部分卫星有……特殊功能，可能产生军事或情报价值。”
“所有参与方按投资比例分享商业收益，”约翰解释，“包括通信服务、遥感数据销售、技术授权等。至于非商业收益……需要单独协商。”
“什么样的非商业收益？”法国代表追问。
“例如，如果某个国家需要紧急使用卫星能力处理自然灾害，优先访问权。或者，在特定研究项目中的数据共享权。”约翰的措辞谨慎，“但任何涉及国家安全或军事用途的请求，需要所有主要投资方一致同意，并符合国际法。”
陈昊注意到，这与“影子架构”文件中的描述有微妙差异。文件提到卫星可接受“特定国家指挥机构的指令”，而约翰说的是“所有主要投资方一致同意”。
是约翰在隐瞒？还是文件描述的是更极端的应急预案？
“一致同意可能难以达成，”德国代表说，“尤其是紧急情况下。”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分级响应机制，”约翰切换投影，“根据威胁性质和紧急程度，有不同的决策流程。最紧急的情况下，可以由技术委员会中的多数成员做出临时授权，事后由执行委员会追认。”
又一次，为快速单边行动留下了空间。
融资讨论持续到中午。休会时，陈昊被约翰叫到一旁。
“下午的会议你可能需要缺席，”约翰低声说，“基金会安排了与几个潜在投资者的私下会议，他们想听听‘独立专家’对项目风险的客观评估。”
“哪些投资者？”
“中国的一家科技基金，印度的一家财团，还有巴西的太空创业公司。”约翰递过一份名单，“这些都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参与者。他们担心普罗米修斯会被传统强国主导，需要 reassurance。”
“我的角色是客观评估风险，不是推销项目。”
“当然，”约翰微笑，“但客观评估应该包括：如果不加入，他们将面临什么风险？被排除在未来太空经济之外？技术落后？战略被动？”
陈昊明白。这不是纯粹的技术咨询，这是地缘政治的一环。约翰想利用他作为“独立专家”的公信力，吸引新兴国家参与，平衡欧美的主导。
“我需要准备材料，”陈昊说。
“已经准备好了。”约翰递过一个平板电脑，“所有数据都经过验证，你可以自由表达观点。会议在四季酒店，下午三点开始，六点结束。车已经安排好了。”
回到套房，陈昊向团队通报情况。
“明显的拉拢，”凯瑟琳分析，“约翰想让你成为连接新兴国家的桥梁。这对我们是机会——扩大影响力，但也意味着更深地卷入国际政治。”
“我需要一个人陪同，”陈昊说，“但约翰明确要求我单独前往。”
“安全方面，”墓碑说，“四季酒店是公共场所，相对安全。但往返途中是风险点。我可以安排远程监控，蜘蛛可以追踪车辆路线。”
“就这么办，”陈昊点头，“另外，准备一份备份简报，如果我认为约翰提供的数据有偏差，我需要自己的材料。”
下午两点五十分，黑色奔驰轿车准时到达酒店。司机是当地人，话不多，但专业。陈昊注意到车上没有明显的监控设备，但中控台的一个指示灯显示车辆位置正被跟踪——可能是约翰的安排，也可能是其他方。
四季酒店的会议在一间中型会议室举行，有九人参会：三位中国代表，两位印度代表，两位巴西代表，以及两名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范·德·海登没有亲自出席。
会议开始，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先介绍了普罗米修斯的概况，然后邀请陈昊发言。
陈昊打开约翰准备的简报，但很快切换到自己团队准备的版本。“作为独立风险评估专家，我的责任是提供全面的风险视角，包括技术、法律、财务和地缘政治层面。”
他首先列举了项目的优势：技术前沿性、潜在商业回报、参与未来标准制定的机会。然后转向风险：
“第一，技术风险。尽管计划使用成熟技术，但太空环境不可预测，系统集成可能遇到未预见的挑战。第二，监管风险。国际太空法正在演变，未来可能有更严格的限制。第三，地缘政治风险。太空正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私人项目可能被卷入。”
中国代表提问：“如果中美竞争加剧，普罗米修斯会偏向哪边？”
“公开立场是中立，”陈昊回答，“但实际操作中，股权结构和供应链可能带来隐性的偏向。例如，如果关键部件来自美国公司，可能受美国出口管制影响。”
“那么新兴国家参与的意义是什么？”印度代表问，“如果我们只占小股份，如何确保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多元化的参与方，”陈昊说，“以及为什么需要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小股东联合起来，可以形成制衡力量。”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陈昊的回答平衡而客观，既不过度推销，也不过度悲观。他能感觉到代表们的态度逐渐从怀疑转向感兴趣。
结束时，中国代表私下对他说：“我们欣赏你的坦诚。其他顾问总是只说好话。如果你将来需要中国的技术合作伙伴，这是我的名片。”
印度代表也表达了类似意向。
回程车上，陈昊思考着刚才的对话。新兴国家确实担心被排除在太空革命之外，但他们也谨慎，不想成为西方项目的附庸。这是一个机会——如果他们能建立一个真正多元化的联盟。
突然，车辆偏离了预定路线。
陈昊立刻警觉：“司机，这不是回洲际酒店的路。”
司机没有回答，反而加速。陈昊看到路线正驶向日内瓦郊区。
“停车，”他命令，手伸向车门——锁死了。
司机终于开口，声音通过车载对讲机传来，经过处理：“陈先生，请保持冷静。有人想见你，不会伤害你。如果你合作，十分钟后就可以离开。”
陈昊的耳机里传来蜘蛛焦急的声音：“车辆信号被干扰，我们失去了定位！墓碑正在追踪，但需要时间！”
“告诉我是谁想见我，”陈昊对司机说。
“你会见到。”
车辆驶入一个仓库区，停在一栋不起眼的建筑前。门打开，司机示意陈昊下车。
建筑内部空旷，只有中间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人背对着门坐着，听到声音后转过身。
陈昊愣住了。
是艾琳·卡特。
但她的表情严肃，眼神里有某种他从未见过的紧张。
“抱歉用这种方式请你来，”卡特说，“但我们的时间不多，而且不能留下记录。”
“为什么？”陈昊保持距离。
“因为约翰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卡特压低声音，“范·德·海登也不是。事实上，这个游戏中有一个玩家，他们都不知道存在。”
“谁？”
“我不能说名字，但可以告诉你：那个人在观察所有观察者。包括约翰，包括基金会，包括各国情报机构，也包括你。”卡特从包里取出一个小型设备，放在桌上，“这是一个一次性通信器，无法追踪。明天晚上九点，它会收到一条信息。按照信息指示行动，你会见到那个人。”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因为你已经发现‘影子架构’文件了，对吗？”卡特直视陈昊的眼睛，“范·德·海登给你的。但你想过吗？为什么他这么轻易地给你这么敏感的信息？”
陈昊没有回答。
“因为他想测试你的反应，也想通过你传递给其他人。”卡特继续说，“但更有趣的是：那个文件本身可能是假的，或者是部分真实但被修改过的。目的是引导各方走向某个预定方向。”
“谁有能力制造这样的文件？”
“一个了解普罗米修斯内部细节，但又游离在各方之外的人。”卡特站起身，“明天晚上，你会得到更多信息。但现在，你需要立即返回酒店，表现得一切正常。司机是可靠的人，他会送你回去。”
“如果我不按你说的做呢？”
“那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个游戏的完整规则，”卡特走向侧门，“而不知道规则的人，通常在明白自己输在哪里之前，就已经出局了。”
她离开后，司机重新出现，示意陈昊上车。
回程路上，陈昊大脑飞速运转。卡特的话如果属实，意味着游戏比他想象的更深。但卡特本人值得信任吗？她可能代表另一个势力，或者有个人议程。
“蜘蛛，”他通过隐藏式耳麦低声说，“查艾琳·卡特过去七十二小时的所有活动。特别是她与斯特拉顿公司之外的人的接触。”
“已经在查，”蜘蛛回答，“但发现一件怪事：卡特昨天确实从日内瓦飞回纽约，航班记录确认。但如果她回去了，现在怎么会在这里？”
要么卡特用了替身或假身份，要么她有办法在不留下记录的情况下跨国移动。无论哪种，都说明她不简单。
回到酒店套房，陈昊简要告知团队情况，但省略了卡特提到的“未知玩家”部分。
“卡特的动机是什么？”凯瑟琳问。
“不确定。可能是她想脱离斯特拉顿单干，也可能是她代表某个未公开的客户。”陈昊说，“但关键是，她证实了范·德·海登可能在利用我们传递信息。”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明天的信息？”墓碑问。
“按计划行动，”陈昊决定，“但做好充分准备。蜘蛛，那个通信器，你能在不触发自毁的情况下检查吗？”
“我需要实物。但如果是一次性设备，通常有防篡改机制。”
“晚上我会带回来。现在，我们需要专注于明天会议的最后部分。”
第二天上午，会议最后一天。议题是“实施路线图与里程碑”。
约翰展示了详细的时间表：未来三个月完成法律架构，六个月内开始建造第一颗卫星，十八个月内首次发射，三十六个月内完成全部星座部署。
“时间很紧，”德国代表评论，“尤其是考虑到需要协调这么多参与方。”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项目管理团队，”约翰说，“我提议成立一个执行办公室，由我担任主任，各国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技术委员会负责日常的技术决策和风险评估。”
架构逐渐清晰：约翰将掌握实际操作权力，各国通过委员会监督，而陈昊的技术委员会处于关键的技术决策节点。
投票通过。普罗米修斯倡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会议在中午结束。约翰做了简短的闭幕词：“今天我们开启了一段旅程。目标不仅是部署卫星，更是建立一种新的合作模式——跨越国界和传统界限，共同塑造太空的未来。”
掌声中，会议结束。但真正的谈判和博弈，现在才开始。
回到套房，团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下午返回各自基地。陈昊拿出卡特给的通信器，交给蜘蛛检查。
“设计精良，”蜘蛛在隔离环境中操作，“外壳有物理防拆装置，如果强行打开，会销毁内部芯片。但它有一个外部接口……可能是用于充电或数据传输。”
“能安全地接入吗？”
“我可以尝试通过电磁感应非接触读取部分数据，但完整内容需要物理连接。”
“尝试一下，但不要冒险破坏。”
蜘蛛操作设备。几分钟后，他报告：“检测到内部有一个定时器，倒计时显示……九小时十七分钟。正好是今晚九点。届时设备会激活，接收信息。”
“来源能追踪吗？”
“信号参数显示是卫星中继，但具体哪颗卫星无法确定。”
陈昊思考着。今晚九点，他需要做出选择：按照卡特说的行动，或者忽略。
风险很高，但机会也可能很大。
“准备应急计划，”他对团队说，“如果今晚我需要外出，墓碑远程支援，凯瑟琳监控通信，蜘蛛提供技术后援，老周准备撤离方案。”
“需要通知约翰或范·德·海登吗？”凯瑟琳问。
“不，”陈昊摇头，“如果真有一个他们都不知道的玩家，那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机会，也可能是最大的威胁。我们先自己摸清情况。”
傍晚，团队分头离开日内瓦。陈昊预定的是晚上十点的航班回纽约，这给了他处理九点钟约会的窗口。
八点五十分，他单独离开酒店，叫了一辆出租车，但没有告诉司机具体目的地，只说“在城市里转转”。
九点整，通信器震动。
屏幕上显示一条信息：“现在前往万国宫后门。出示此设备。单独前来。你有二十分钟。”
万国宫，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晚上游客稀少，但安保严密。
陈昊让司机在附近下车，步行前往。万国宫在夜色中灯火通明，庄严肃穆。他绕到后门，那里有一个保安亭。
出示通信器后，保安没有多问，只是示意他通过一扇小门。
门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灯光昏暗。走廊尽头是另一个房间，里面已经有人等待。
不是卡特，而是一个陈昊从未见过的男人，大约五十岁，穿着普通的西装，坐在轮椅上。
“陈先生，请坐，”男人的英语有轻微口音，但难以确定来源，“感谢你能来。”
“你是谁？”陈昊保持站立。
“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投资者，”男人微笑，“但我投资的不是具体的项目，而是人。准确地说，是那些能改变游戏规则的人。”
“卡特为你工作？”
“艾琳是个有趣的合作伙伴，”男人没有直接回答，“她看到了你和你团队的潜力，也看到了当前结构的局限性。所以她联系了我。”
“什么局限性？”
“约翰和他的普罗米修斯，本质上是旧思维的新包装：国家与资本的联盟，试图控制新领域。”男人推动轮椅，靠近了一些，“范·德·海登的基金会也好不到哪去，他们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通过规则和规范限制可能性。”
“而你认为应该怎样？”
“开放。真正的开放。”男人眼中闪过一丝光芒，“太空不应该被国家或大资本垄断，也不应该被过度规范束缚。它应该是开放的边疆，让创新自由发生，让小玩家也有机会。”
“这听起来很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是那些失败者的借口，”男人摇头，“我说的是实用主义。看看互联网的早期发展：开放协议，分散结构，小团队也能创造巨大价值。然后大公司和政府介入，试图控制，但开放的基因已经留下，不断产生突破。”
“你想在太空领域复制互联网模式？”
“我想确保太空领域有类似的开放基因，”男人纠正，“而你和你的团队，可能是植入这种基因的理想载体。”
陈昊思考着。这个男人的愿景宏大，但可行性存疑。太空不同于互联网：门槛极高，监管严格，风险巨大。
“你需要我们做什么？”
“在普罗米修斯内部，保持一个开放的节点，”男人说，“确保技术接口不封闭，数据协议不私有，决策过程透明。当机会出现时，帮助其他小玩家接入系统。”
“作为回报？”
“资金、技术支持、政治掩护，以及……”男人停顿，“未来某个时间，当你准备好时，支持你建立完全独立的开放太空架构。”
“为什么选我们？”
“因为你们不属于任何旧阵营，但又足够专业，能在现有体系中运作，”男人直视陈昊，“还因为，你们已经证明能在复杂环境中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陈昊感到这个提议的吸引力。它提供了一个超越现有权力结构的长远愿景，也提供了保持独立性的路径。
“我需要考虑，”他说。
“当然，”男人点头，“但时间不多。普罗米修斯的架构正在固化，一旦封闭，很难再开放。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他递过一张卡片，只有一串数字，“如果你想合作，用这个号码联系。如果不想，销毁它，我们就当今晚没见过。”
“最后一个问题，”陈昊接过卡片，“你真的认为开放太空是可能的吗？在当今的地缘政治环境下？”
男人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陈昊难以解读的复杂情绪。
“陈先生，人类历史上，边疆总是先被开拓者定义，然后才被统治者规范。太空是最后的边疆。问题不是开放是否可能，而是谁将定义它的初始规则。我希望是开拓者，而不是统治者。”
他按动轮椅上的按钮，侧门打开。“现在，请离开吧。保安会带你出去。记住：选择权在你手中，但选择意味着责任。”
陈昊离开万国宫，回到夜色中的日内瓦街道。通信器在手中微微发热，然后自动关闭，再也无法启动——一次性设备完成了使命。
他叫了辆车回酒店取行李，然后前往机场。
飞机起飞时，陈昊看着窗外日内瓦的灯火逐渐变小，最终被云层掩盖。
三天会议，他得到了：
· 一个在普罗米修斯内的正式职位
· 两个强大势力的拉拢
· 一个神秘第三方的合作提议
· 以及一个正在成型的团队
但代价是：更深地卷入了一场规模更大、玩家更多、规则更模糊的游戏。
飞机爬升到巡航高度，下方是无边的黑暗，上方是星空。
陈昊闭上眼睛，但思绪不息。他需要重新评估所有选项，重新计算所有概率，重新规划团队的方向。
深潜还在继续，但现在他们不仅是在水下寻找生存之路，更是在探索一个全新海域的地图。
而地图的边缘，标注着“未知”。
但未知，既是风险，也是机会。
在灰色地带，这通常是最好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