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一个五十八岁的老头子，却在除夕之夜，像个逃兵一样，仓皇逃离。
司机是个年轻人，通过后视镜看了我好几次。
他可能觉得奇怪。
大过年的，怎么会有人往火车站跑。
他打开了车载广播。
里面传来主持人喜气洋洋的声音，播放着过年的歌曲。
“师傅，能关掉吗？”我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哦，好。”司机愣了一下，赶紧关了。
车里，重新陷入了窒息的沉默。
我的脑子，像一团乱麻。
女儿那句话，反复在耳边回响。
“爸，我妈在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是哪样？
是像个免费保姆一样，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而他们全家坐享其成？
是连一句“辛苦了”都听不到，换来的却是挑剔和催促？
是忙活了一整天，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我喘不过气。
我想起了我的老伴，林惠。
她走了才一年。
可是在这一刻，她的音容笑貌，却前所未有的清晰。
我想起以前的每一个新年。
每次从高伟家回来，她都显得特别疲惫。
我问她怎么了。
她总是笑着摇头。
“没事，人多，有点闹，累着了。”
我还以为她只是不习惯那样的热闹。
我甚至还劝过她。
“人家亲戚多是好事，说明家族兴旺。”
“就辛苦这两天，忍忍就过去了。”
忍忍就过去了。
我当时说得多么轻巧。
我这个自以为是的丈夫，这个自以为是的父亲。
我只看到了表面的热闹，却从来没有看到过我妻子和我女儿在那热闹背后的辛酸和委屈。
林惠，她是个性格温柔，甚至有些软弱的女人。
她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
她总说，家和万事兴。
为了这个“和”，她到底忍了多少？
我记得有一年，晓月刚生下乐乐不久。
我们去高伟家过年。
林惠当时身体就不太好，有点感冒。
但刘玉梅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催。
说家里来客人了，让晓月赶紧回去做饭。
林惠不放心，就跟着去了。
那天回来，她的感冒就加重了，咳了整整一个冬天。
我当时还埋怨她，说她太惯着晓月了，儿媳妇就该多担待点。
我真是个！
我真是瞎了眼！
那不是担待。
那是欺负！
那是压榨！
那是一家子吸血鬼，在吸我妻子和我女儿的血！
还有一次。
晓月和高伟结婚前，两家商量彩礼。
刘玉梅哭穷，说家里刚给小儿子买了房，实在没钱。
最后，彩礼从十八万，讲到了八万八。
林惠当时很不高兴，跟我念叨了好几天。
说他们家不是没钱，是不想给。
说高伟那个弟弟，游手好闲，高家父母却当成宝。
我还不耐烦地打断她。
“行了，钱多钱少是个心意。”
“晓月嫁的是高伟，又不是他弟弟。”
“只要他们小两口过得好就行了。”
现在想来，我真是蠢得不可救药。
一个家庭的家风，从这些小事上，早就看得一清二楚。
那不是节俭，那是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