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生我的时候，我爸在产房外听到是个女孩，转身就走了，连一口热水都没给我妈端。直到三年后，我弟林强出生，我爸才终于有了笑脸，把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堆在了这个儿子身上。
小时候，林强吃鸡蛋，我只能看着；林强有新衣服，我只能穿亲戚家剩下的旧衣服；林强不想上学，我爸就说“不想上就不上，爸养你”，可我要是考不了第一名，回家就要挨骂，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嫁人”。
高考那年，我考上了郑州的一本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的时候，我爸直接把通知书扔在了地上，说“女孩子读什么大学，赶紧去东莞打工，给你弟攒彩礼”。
那天晚上，我偷偷捡回了通知书，哭了一夜。第二天，我揣着自己暑假在饭店刷盘子赚的两千块钱，偷偷坐上去郑州的火车，走的时候，没跟家里说一声。
大学四年，我没回过一次家。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我怕一回去，就被我爸扣住，再也出不来。我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做家教、发传单、在食堂打工，赚够自己的生活费，还要攒钱还助学贷款。偶尔我妈给我打电话，从来没问过我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永远都是“你弟要换手机了，你给打两千块钱”“你弟跟人打架了，要赔人家钱，你赶紧凑点”。
我不是没反抗过，可每次反抗，换来的都是铺天盖地的骂声，说我白眼狼，说我忘恩负义，说我白读了那么多书，连良心都读没了。
毕业那年，身边的同学要么考研，要么找了工作，要么回了老家考编。只有我，站在郑州的街头，茫然无措。我不敢回老家，一回去，就会被我爸着嫁人，用我的彩礼，给我弟换房子。我在郑州找的工作，每个月四千块，除去房租和吃饭，本剩不下什么，还要被家里天天催着寄钱。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公。而且，必须考得远远的，考到一个他们够不着的地方，考到一个我能自己说了算的地方。
我选了广东珠三角的一个街道办，不限户籍，限制应届毕业生，竞争相对小一点。我辞了工作，在城中村租了一个最便宜的单间，三百块钱一个月，没有窗户，白天都要开灯。
备考的那一年，是我这辈子最暗无天的子，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背书到八点，然后出去发传单，或者去饭店做临时工，到下午五点，回来就开始刷题，一直刷到凌晨两点。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一三餐都是馒头配咸菜，偶尔奢侈一把，就是买一包泡面，加个鸡蛋。
冬天的时候，出租屋里没有暖气，冷得像冰窖，我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裹着一床破被子刷题，手冻得长满了冻疮，肿得像馒头，连笔都握不住。夏天的时候，屋里又闷又热，蚊子多的能把人抬走，我就把脚泡在水桶里，一边赶蚊子一边刷题，经常刷着刷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脸上全是蚊子包。
最难的，不是身体上的苦，是心里的苦，家里几乎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骂我不务正业，骂我躲在外面享福，骂我不管家里的死活。我爸甚至跑到我之前租房子的地方，跟我的房东和邻居说，我不孝，偷了家里的钱跑了，让他们看到我就给他打电话。那段时间，我连门都不敢出，生怕被人指指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