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听见堂屋里有动静。
我睁开眼，透过门缝往外看。
父亲和老大、老三已经穿好衣服，正往外走。母亲把他们送到门口，压低声音说：“路上小心，钱带好了。”
“知道。”父亲的声音。
“别让人看见。”
“知道。”
三个人消失在晨雾里。
母亲关上门，回屋去了。
我躺回床上，望着房梁。
钱带好了。
别让人看见。
三个人一起出门，请假去城西。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我躺了一会儿，等天彻底亮了，才起床。
母亲正在做早饭，见我出来，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起了？”
“嗯。”
“今天……不出门？”
“出去一趟。”我说，“去街道办点事。”
母亲没多问，递给我一碗粥。
我喝了粥，出了门。
走出巷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三间土坯房。
晨光照在屋顶上，灰瓦泛着光。
我收回目光，往公交站走去。
出版社在城东一栋三层灰楼里，院子里有两棵老槐树。
我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都是年轻人，有男有女，有的拿着报纸，有的拿着书，有的空着手，眼神里带着紧张和期待。
我排到队尾，前面是个戴眼镜的男生，正低头看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
“你也来考校对？”他回头问我。
“嗯。”
“你带笔了吗？”
我愣了一下。笔？
我没带。
上辈子习惯了用电脑，这辈子刚醒来没几天，还没适应“出门要带笔”这件事。
“没带。”我说。
男生从兜里掏出另一支笔递给我：“我有两支，借你一支。”
我接过笔，道了谢。
“你叫什么？”他问。
“闫如玉。你呢？”
“赵建国。”他说，“我是从县里来的，坐了一夜火车。”
他的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花。但眼睛很亮，像是有光。
我忽然有点感慨。
1968年，像我这样想靠读书、靠考试改变命运的年轻人，有多少？
他们中有多少人能考上？
考上了又能怎样？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个叫赵建国的男生，和我一样，都是想抓住点什么的人。
考试分两场，上午笔试，下午面试。
笔试考语文和常识。语文是改错别字、标标点、写一篇短文。常识考时事、地理、历史，都是基础题。
我答得很顺。
上辈子做了十几年管理，看过的文件、写过的报告，比这些题难多了。
下午面试，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问我：“你为什么想校对？”
我说：“我喜欢看书，也喜欢挑错。把错的改成对的，把乱的理清楚，我觉得挺有意思。”
他笑了一下：“年轻人肯坐冷板凳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