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半夜，他又来了。
这次没带吃的，只拎着盏油灯。灯是铜的，造型很古旧，灯座上刻着缠枝纹，被烟熏得发黑。他把灯挂在牢门外的钉子上，橘黄色的光把整面石墙照得发暖，连那些刻字的阴影都被填满了。
“墙上的字，”他蹲下来，和我隔着栏杆平视，“别告诉任何人。”
他蹲下的姿势和之前一样，膝盖先弯，然后整个人往下沉，像一座塔在缓慢地倾倒。这次我看清了他的脸——颧骨很高，脸颊却凹下去，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了。眼窝深陷，眉毛浓而短，眉尾耷拉着，给他那张本该凶悍的脸添了几分苦相。
“为什么？”
“因为写了那些字的人，”他顿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还没准备好死。”
他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看着他。油灯的光落在他眼底，那里头有血丝，有疲惫，还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明知道下面是万丈深渊，还在往下看。他的眼白不是白色的，是浑浊的黄，像陈年的骨头。但瞳孔还是黑的，很黑，黑到能照出油灯的火苗。
“那你什么时候准备好？”
他没回答。
他从怀里掏出一块黄糖，从栏杆缝里塞进来。糖用荷叶包着，荷叶已经蔫了，边缘卷曲发黄。糖被体温捂软了，隔着荷叶都能摸到那种软塌塌的触感。
“明天送你出城。”他站起身，拿起油灯，“河西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我不走。”我把糖攥在手心里，“我说了，我来改你的命。”
油灯晃了一下。铜灯在铁钉上转了小半圈，灯油溅出来一滴，落在石地上，发出细微的“嗤”一声。
他的影子在石墙上猛地一颤，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后背。
“改什么命？”他声音低下去，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你连自己明天在哪都不知道。”
“那我就先知道明天在哪。”
他转过头看我。油灯的光从下往上照着他的脸，那道新疤显得更深了，像刀刻进骨头里。他的鼻梁很直，但鼻翼有一道旧伤，像是被什么割破过，愈合后留下一道白色的细线。嘴唇裂，下唇正中有一道竖纹，很深，像涸的河床。
“沈昭宁。”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他念得很慢，像在确认这三个字是不是真的。“沈”字在他嘴里打了个转才出来，“昭宁”两个字被他念得又轻又缓，像在叫一个走丢了很久的人。
“你知不知道，上一个说要改我命的人，现在躺在瓜州城外的乱葬岗里。”
“那你呢？”我站起身，和他平视。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吧响了一声，腿蹲麻了，像有无数针在扎。“你躺进去了吗？”
他没说话。
“你没有。”我盯着他的眼睛，“你还站在这里，还在守河西，还在给地牢里的犯人送糖。你没准备好死，因为你还想活。”
油灯的火苗被不知道从哪吹来的风压下去，又弹起来。风是从气窗灌进来的，带着沙土和骆驼刺的气味。远处有狼在叫，声音拖得很长，像一个人在哭。
“活成什么样？”他声音很轻。
“活成史书里不会写的那页。”我说，“不是‘不知何罪至此’，是‘张淮深守河西三十年，河西安’。”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油灯烧了。火苗在灯芯上跳了最后一下，像一个人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灭了。灯芯烧焦的气味弥漫开来，混着霉味和血腥气，呛得人想咳嗽。
黑暗中，我听见他起身的声音。甲胄的铁片碰撞，叮当响。然后是脚步声，很慢，一步，两步，三步。每一步都像踩在沙地上，沉下去，再，沉下去，再。
“那块糖，”他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带着回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是甜的。”
脚步声远了。
在石墙上，把那块已经化了一半的黄糖塞进嘴里。糖粘在荷叶上，我用牙齿刮下来，舌尖触到一股浓烈的甜。甜味在嘴里化开，混着铁锈味——手心伤口的血渗进指缝，蹭到嘴唇上了。
甜的。真的是甜的。
这男人，自己站在悬崖边上，还给人送糖。
第二天一早，牢门被打开了。
铁锁撞击石壁的声音把我从浅眠中拽出来。阳光从甬道那头刺进来，白得发蓝，照得我眼睛疼。
不是他，是个年轻的兵，脸上还挂着稚气，下巴上有几刚长出来的绒毛。他穿着不合身的号衣，袖口挽了两道，露出细瘦的手腕。
“沈姑娘，节度使让我送您出城。”
“我不走。”
“您别为难我…”小兵急得直搓手。他的手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全是沙土，虎口处有磨出来的水泡，有一个已经破了，露出粉红色的嫩肉。“节度使说了，晌午之前必须送走，不然军法处置。”
我从他腰间抽走佩刀。
刀出鞘的声音在甬道里回荡，像一声叹息。刀身不长，两尺出头，但很沉，刀刃上有一道细微的卷刃，是砍过什么东西留下的。刀柄缠着麻绳，被汗浸得发黑。
在他惊恐的目光中，我把刀往牢门上一架。
“去告诉他，”我挽了个刀花，刀身在阳光里闪了一下，“沈昭宁在城门口等他。不来，我就不走。”
小兵连滚带爬地跑了。靴底踩在湿滑的石板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甬道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