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很清楚，从这一刻起，我和伯父之间那点薄得像纸的“亲情”外衣，被我亲手撕开了。
接下来，摆在桌面上的就是裸的利益算计。
而我，早就把该做的准备都做完了。
第二天一早，我照旧六点半起床。
我做了早餐，一份火腿鸡蛋三明治，一杯热牛。
我吃完自己那份，把另一份放在餐桌上，然后穿上风衣，拿起车钥匙出门。
伯父的卧室门依然关着。
我没有去敲门，直接锁门下楼。
上午九点，我在杭州一家律所附近的咖啡馆见到了赵律师。
“林总，脸色不太妙啊。”赵律师三十出头，一身深灰色职业套装，说话利落脆。
我苦笑了一下，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简要说了一遍。
赵律师一声不吭地听着，偶尔拿笔在本子上记几个要点。
等我说完，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细框眼镜，开口问：“所以，你现在最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求对方返还一部分赡养支出，还是另有安排？”
我端起咖啡抿了一口，滚烫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胃里暖了一点。
“赵律师，钱，我可以不要。但这事，我咽不下去。”我看着她，一字一顿，“我想要的，不是那点钱，是个说法。”
赵律师眼里闪过一丝赞许：“明白了。林总，你之前整理的票据和流水，都带来了吧？”
我点点头，把随身的拉杆箱放到旁边的椅子上拉开。
箱子里没有任何贵重物件，只有八本厚厚的账本，和一摞摞按年份、类别分好的票据。
从八年前第一张住院押金，到前天买清蒸桂花鱼的餐饮小票，一张不少。
这既是我作为资深审计师的职业习惯，也是我给自己留的最后一道后路。
赵律师看着塞满一箱的“材料”，呼吸明显顿了一下。
她扶了扶眼镜，眼神里全是震惊。
“林总……你是真会给自己留后手。”
03
赵律师的惊讶绝不是客套。
作为一个常年办家事案的律师，她见过太多因为拿不出证据而吃亏的当事人。
像我这样，把八年的生活支出记得跟公司账目一样清清楚楚的，她还是头一回遇到。
“这些流水，每一本本子对应一年，我每花出去一笔，都把原始票据订在后面，时间、用途、金额都写得清清楚楚。”我说着，从最上面那本记账本里抽出一张商超小票，“比如这张，2019年4月7，永辉超市，消费189元，背面有我签的字：给顾文山买‘海之蓝’两瓶，中华一条。”
我把账本推到她面前：“八年下来，总共花出去的，扣掉我自己的吃穿用度，单单花在伯父身上的，有票可查的是七十一万三千六百块，这里头还不算我因为照顾他误掉的工作和精神上的损耗。”
宋律师快速翻着账，她的神情从一开始的意外，慢慢变得严肃起来。
她很清楚，这些东西进了法庭，会是什么分量。
这已经不是谁跟谁闹家庭矛盾的空口争执，而是证据完整的民事。
“顾先生，有了这些材料，我们胜诉的几率非常高。”她合上账本，语气笃定，“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没有法定赡养义务的人替他人支付了赡养费用，是有权要求被赡养人偿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