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周彦的业绩特别好。经他手催收的欠款，回款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领导很满意，很快就提拔他做了销售科副科长。
后来才知道，那些钱本不是他催回来的。
他跑到别的工厂和商店去偷。偷来的钱，一部分交给公司充当回款，一部分自己花了。
拿着偷来的钱，他出入高档酒楼、歌舞厅，吃喝玩乐，挥霍无度。
纸包不住火。
1989年底，厂里发现了他的问题，直接把他开除了。
失去了工作的周彦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疯狂。没了收入来源，又放不下灯红酒绿的生活，他纠集了九个社会闲散人员，持刀劫了一辆长途客车上的旅客，抢了四万多块钱。
案发后其他同伙陆续被抓，只有周彦一个人跑了。
从此开始了他的逃亡之路。
也开始了他的人之路。
我反复研究周彦的背景资料，试图找到他的行为模式。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逃亡三年，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一般的逃犯东躲西藏，能顾上吃饭就不错了。但周彦不一样，他逃亡期间的消费水平明显不低——穿名牌、戴名表、出入高级娱乐场所。
钱从哪儿来？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周彦在逃亡期间，至少在四个省份与八名不同的女性建立了同居关系。
他用不同的假身份出现在不同的城市，以“做生意的老板”自居，用外表和花言巧语骗取女性的信任，然后与她们同居。
同居之后，他靠女人养活自己。
而那些金银首饰和值钱的东西，有一部分是从被他害的受害人身上搜刮来的。
他人、抢饰品、换一个城市、再找一个女人同居、再人。
循环往复。
我在专案组会议上做了一个犯罪心理画像报告。
“周彦的人动机是复合型的。”
所有人都看着我。
“首先，他有极强的性驱动。每一名被害人死前都与他发生过性关系，性是他接近猎物的方式，也是他人仪式的一部分。”
“其次，他有极端的控制欲和支配欲。在他和同居女友的关系中，他永远是支配者。女方必须绝对服从，不能提要求、不能质疑他。一旦女方表现出任何形式的反抗或者向他索取什么，他就会产生意。”
“第三，他对女性有严重的扭曲认知。据已知的信息，他人有三个标准。”
我竖起三手指。
“第一，长得漂亮的。第二，向他要钱超过一定数额的。第三，主动勾引他的。”
方建国皱眉。
“这三个标准之间有什么逻辑？”
“没有。这正是问题所在。这三个标准看起来是在给自己人找理由，实际上就是个借口。他本质上享受的是戮本身带来的和权力感。”
陈汉林接了一句。
“也就是说，只要他想，什么理由都可以。”
“对。所以他不会停。只要他还在外面，就会继续人。”
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
赵德彪第一次没有挖苦我，而是问了一个实际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找到他？这个人换身份跟换衣服一样，在哪个城市都不待太久，本摸不着他的规律。”
我把一张地图铺开，上面标着我们目前已知的周彦的活动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