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的冬天比家属院更难熬。
没有暖气，没有煤球，只能烧戈壁上捡来的骆驼刺和梭梭柴，火苗子不大，烟倒大得出奇，熏得人眼泪直流。
房子四处漏风，夜里温度零下二十多度，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婆母身上，自己裹着一床薄棉被，冻得浑身发抖睡不着。
每天早上起来，水缸里的水冻成了冰疙瘩，要用石头砸开才能取水。
手一碰到冰水，冻疮就裂开，血丝渗出来，疼得钻心。
农场的男人们白天出去活，女人们在家里持家务。
我年纪最小，活最利索，也从不多话。
隔壁的王嫂有时候会跟我搭话，问我老家哪里的，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说老家在西南，家里有父亲、继母、妹妹。
“那你男人对你好不好？”王嫂压低声音问。
我笑了笑，没回答。
王嫂叹了口气，没再问了。
都是过来人，有些话不用说出来。
可长时间的劳累，我到底是病倒了。
我生那天，发了一次高烧。
边疆缺医少药，农场的卫生所只有几瓶红药水和一盒退烧片，我去的时候药已经没了。
卫生员是个知青，姓赵，比我还小两岁。
急得团团转，说要不我送你去县医院吧。
可去县医院要一天一夜，我那时候烧到快四十度，连站的力气都没有。
最后还是王嫂出的主意，用土法子，烈酒擦身子。
王嫂一边擦一边掉眼泪，说：“你这孩子，烧成这样还撑着，你怎么不吭声呢？”
我闭着眼睛，意识模糊，听见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就哭了。
没有人这样关心过我。
退烧后的第三天，沈之洲回来了。
他问：“赵卫生员说你前几天发高烧？”
“嗯。”
我没抬头。
“现在好了？”
“好了。”
“姜满，你…”
我疑惑抬头。
见沈之洲喉咙滚了滚，似乎想说些什么。
最终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盒感冒药。
…
我们在边疆待了三年。
第四年时，有人传来消息。
说中央有政策。
像沈之洲这种情况有可能返城。
霎时间，消息在这个小地方传得沸沸扬扬，所有人的眼睛里都亮了起来。
婆母的精神也好多了，甚至破天荒地跟我说了一句好话：“这些年，辛苦了你了。”
我鼻头一酸，差点哭出来。
可返城的通知迟迟不来，子还在继续。
那年秋天，沈之洲在工地上砸伤了脚，脚趾骨裂，被抬回来的时候脚肿得像馒头。医生说要卧床休养至少两个月，农场领导批准他在家养伤。
那两个月是我嫁过来后，他和我在同一个屋檐下待得最久的一段时间。
有一天下午，王嫂来串门，给我送了一碗炖豆角。
王嫂走后，沈之洲忽然说：“王嫂这人不错。”
我说：“是，她帮了我很多。”
他沉默了，又说了句让我意外的话：“你在这边，有没有什么朋友？”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每天天不亮忙到半夜，我连出门的工夫都没有，哪儿来的朋友？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他问。
我抬起头看他，确认他是认真的，才轻声说：“你也不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