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放学的路，似乎有了一点点不易察觉的改变
依旧是那条烂泥路，依旧是翻山越岭的跋涉，但我的脚步，会不自觉地加快一些，目光也会在前方的人流里，下意识地搜寻那两个碎花布衫、麻花辫的身影。有时能一眼看到，有时则要等走到近前，或者听到她们和同寨女伴说话的声音，才会发现。
打招呼，也从最初的生硬尴尬，渐渐变得自然起来，通常还是阿禾先开口，一声“陶佳存！”，清脆地打破放学路上的嘈杂，然后，我们会很自然地走到一起，中间隔着礼貌的一两步距离，混在各自村寨的同学队伍里，却又自成一个小小的、交谈的圈子
阿禾似乎总有问不完的数学题。追击问题，工程问题，鸡兔同笼的变形……她的问题五花八门，有时候思路会钻进牛角尖，急得直挠头。我则需要努力回忆林老师讲课的细节，尽量清晰地解释。说来也怪，有些题目我自己做的时候也磕磕绊绊，但为了给她讲明白，反而要着自己想得更透彻，条理更清晰，讲着讲着，我自己好像也明白多了，
“你看啊，这里要把甲车和乙车的时间设为一样，然后找路程差……
“不对不对，这里相遇了之后，他们是背向而行了，所以距离应该是相加，不是相减……”
阿叶通常安静地走在阿禾旁边，认真地听。她的数学似乎比阿禾好一些，但不太爱主动发问，只是在我讲得卡壳，或者阿禾越听越迷糊的时候，会轻轻地、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点出某个关键，像“单位换算”、“速度是矢量”或者“别忘了他们中途都停了一段时间”往往就是这轻轻一点，能让我们都豁然开朗
有时候，我们也不谈学习。阿禾会说起龙塘寨昨晚谁家办喜事，鞭炮放得震天响；会说后山的野莓子快熟了，约好了哪天和小姐妹们去摘；会抱怨她阿妈让她学绣花，针老是扎手。阿叶则偶尔说起她家新孵的一窝小鸡，毛茸茸的特别可爱
我也慢慢会说一些陶家坳的事，说起我家那几头越来越能吃的牛，说起王老四家玉米地最近好像遭了虫子，父亲让我放牛时离得更远点，我甚至，在一个夕阳特别好的傍晚，看着地上被拉得长长的影子，小声地、用尽量不经意的语气，提了一句：“前天，我用你教的方法，用柳条编了个小筐，挺结实的。” 这是阿禾有一次随口说的，说柳条剥了皮，泡软了可以编东西。
“真的？”阿禾眼睛一亮，转过头看我，“编成啥样了？下次放牛带给我看看呗？”
“就……随便编的，不好看。” 我有点不好意思，那歪歪扭扭的小筐，实在拿不出手。
“怕啥，第一次能编成形就不错啦！” 阿禾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柱子他们一开始还会凑过来挤眉弄眼，或者在我们身后怪腔怪调地咳嗽。但几天下来，见我们大多是在一本正经地讨论“进水放水”、“你追我赶”的数学题，也就渐渐失了兴趣，最多在我们分开时，冲我做个鬼脸。春生有一次私下对我说：“阿禾挺厉害的，敢问问题。阿叶看着不声不响，懂的倒不少。” 我点点头，心里想，她们是都挺厉害的。
十六、山坡上的“课堂”与“点心”
下午的放牛时光，也因为有了阿禾和阿叶的加入，不再仅仅是看守和等待。那片缓坡，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据点”。
牛们混在一起吃草，我们也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那块我和阿禾都坐过的大石头，成了中心。我们会分享各自带的“粮”——有时是阿禾家的蒿子粑、糯米糍，有时是阿叶带的煮鸡蛋、炒豆子，我则固定是烤红薯或烤芋头，偶尔母亲会塞给我一块麦芽糖，我也小心地留着，在某个下午拿出来分。简单的食物，因为分享，似乎也多了滋味。
“课堂”也延续到了山坡上。作业本摊在膝盖上，或者脆用树枝在泥地上划拉。阿禾的急性子在这里展露无遗，一旦题目解不出，她会咬着笔杆皱眉，或者用柳条使劲抽打旁边的草丛。这时，我和阿叶就得轮流上阵，慢慢跟她掰扯。
有一次，一道关于时钟指针重合的题彻底把她难住了。
“分针每分钟走6度，时针每分钟走0.5度……” 我在地上画着圈，试图解释。
阿禾盯着那些抽象的度数和公式，眼神发直，最后哀嚎一声倒在草地上：“不行了不行了，我脑子成浆糊了！这比让我上山砍一担柴还累！”
阿叶抿嘴笑了，拿起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钟面，指着说：“阿姐，你就想，分针像个跑得快的小孩，时针像个走得慢的老人。他们从12点一起出发……”
阿禾看着那个具象的钟面，眼睛慢慢亮了起来：“哦！我好像懂了！老人慢悠悠走，小孩跑得快，小孩跑了一圈追上老人，然后超过，又跑一圈再追上……是不是这样？”
“对！” 我和阿叶异口同声。
阿禾一下子坐起来，拍掉身上的草屑，眉开眼笑：“还是阿叶的办法好！画个图就清楚了！陶佳存，你以后讲题也得学学阿叶，画图！画图懂不懂？”
我被她噎得哭笑不得，只能点头。阿叶在一旁，笑得肩膀轻轻耸动。
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坐着，看着牛吃草，看着天边的云变幻形状。阿禾会哼唱一些好听的调子，有时是山歌，有时是她从学校广播里听来的、不成调的流行歌曲。阿叶会从布袋里拿出一点针线，安安静静地绣着什么东西，手指翻飞，灵巧得很。我则用那把随身带着的小刀，削着竹枝，或者尝试编织更复杂一点的柳条。
风很轻，阳光很暖，时间在草叶的晃动和牛铃偶尔的叮当声中，缓慢流淌。那些因为数学题、因为农活、因为家里琐事而带来的小小烦恼，似乎都被这山坡上的风吹散了。
有一次，阿禾看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峦，忽然说：“我听我表哥说，山外面，镇上的中学，有好大好大的场，有图书馆，老师也更多。”
阿叶停下手里的针线，也抬起头，看向远方，眼神里有些向往，又有些迷茫。
我没说话。镇中学，对我来说，像一个遥远的、模糊的梦。我知道有这个地方，也知道要去那里读书，得走更远的路，花更多的钱。父亲从没明确说过，但我能感觉到家里的拮据，那几头牛，几乎是家里最值钱的财产了。
山坡上沉默了片刻，只有风声。
“不管了，”阿禾甩甩头，又恢复了那种明快，“先把眼前的题搞懂再说！林老师说下周要小考呢！陶佳存，你再给我说说上次那道错题……”
话题又回到了眼前的书本和考试。但“山外面”这三个字，像一颗小小的石子，投进了我们平静的放牛时光里，漾开了一圈不易察觉的涟漪。
傍晚分别时，依旧会约好“明天坡上见”或者“放学路上说”。这成了一种无须言明的默契。赶着牛下山时，夕阳依旧把影子拉得很长，但心里是踏实的，甚至有一丝隐隐的、对明天的期待。仿佛这条放学路，这片放牛坡，因为有了可以一起讨论问题、分享食物、偶尔说点闲话的同伴，而不再仅仅是家和学校之间一段必须忍受的跋涉，或是一项枯燥的任务。它们开始有了颜色，有了温度，有了可以称之为“时光”而非“时间”的东西。
鞭痕早已平复，只剩下极淡的印记。偶尔摸到，会想起那个狼狈的下午，和那句“再造一个”。但更多的时候，心里填满的，是阿禾清亮的提问声，是阿叶轻声的补充，是烤红薯和蒿子粑混合的、属于这个春天山坡的独特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