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桐，你听我说。”我压低声音，走到走廊拐角，”有人在闹，说你不是爸妈亲生的。是隔壁刘婶。”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后我听见她深吸了一口气。
“……我马上回来。”
“不用。”我说，”你待在省城，哪儿都别去。这件事我处理。”
“姐——”
“听我的。”
我挂了电话。不是不让她回来，而是我了解刘婶——她需要”受害者”在场，需要一个被她指认的”抱错的孩子”站在公众面前承受目光和质疑。雨桐回来了，正中她下怀。
可我低估了刘婶的速度。
当天下午，我从医院回到巷子时，家门口已经围了一群人。不是邻居——是记者。三个拿话筒的，两个扛摄像机的，还有一个举着带毛茸茸收音罩长杆的。
刘婶站在人群正中间，换了一身新衣服，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涂了粉，嘴唇抹得通红。她对着镜头声泪俱下：
“我苦命的闺女啊，在别人家吃香喝辣二十年，我孙女在我家吃糠咽菜，你们说这公不公平？现在拆迁了，三套房子，一套都不给我，天理何在啊——”
她哭得鼻涕横流，但那双眼睛是的。
我职业病发作，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记者们如获至宝，话筒怼到刘婶脸前：”刘女士，您是说当年在医院产房，两家的孩子被抱错了？”
“可不是嘛！”刘婶抹了一把并不存在的眼泪，”我当年就觉得不对劲，我家闺女生下来明明白白净净的，怎么越长越不像我们家人？后来我去做了鉴定，才知道真相啊！”
她又掏出那沓报告，在镜头前晃了晃。
“白纸黑字！基因不会骗人！”
我站在巷口，看着这一切，口闷得像压了一块石头。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
那些记者甚至没有来敲过我家的门，没有听过我家的说法，就已经把摄像机架好，等着拍一出”苦情大戏”了。
我走上前，记者们看到了我，立刻把镜头转过来。
“你是这家的人吗？”
“我是周念安，周建国和李秀芳的大女儿。”
刘婶看到我，脸上的表情一闪而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和紧张混合在一起。她迅速调整了神态，又开始嚎：”念安啊！我不是要跟你们家过不去，我也是没办法啊！小曼那孩子可怜啊，你看她瘦成什么样了——”
“刘婶。”我打断她，声音不大，但足够每个人听见，”你说我妹妹不是我爸妈亲生的，要做鉴定，是吗？”
刘婶愣了一下，随即把腰一挺：”对！做鉴定！公平公正！我就不信这世上没王法了！”
我点了点头，转身看着记者们的镜头。
“鉴定可以做。现在就做。但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去公安机关指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不是随便哪个野鸡检测点；第二，全程录像存证；第三，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向我家主张拆迁补偿。”
我的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意外。
记者们对视一眼，觉得这剧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刘婶的嘴角抽了一下。她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爽快，更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些条件。但人群和镜头都在看着她，她不能退缩。
“做就做！”她一拍大腿，”我怕什么！到时候结果出来，拆迁房一套都别想留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