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遍，二百八十张。
“少了一张。”他说。
“路费扣了。”另一个男的声音。那个人我没看到脸，但他说话带痰音，右脚走路有点拖。
“行吧。”韩大柱把钱往兜里一塞，“人不错，挺白净。”
他看了我一眼。那种看法，像在看鱼塘里新放的鱼苗。
我想跑。
第一次跑是第三天。
趁韩大柱出门喂鱼，我从土屋后墙的一个裂缝里钻出去。跑了不到三百米，被他叔韩福来拦住了。
韩福来把我拎回来，像拎一只跑丢的鸡。
韩大柱打断了我一肋骨。
第二次跑是第五天。
我趁半夜爬院墙。墙头的碎玻璃割破了我的手掌，血顺着胳膊往下淌。
这次我跑了大概一公里，跑到了村口的小卖部。
小卖部老板娘姓张，五十多岁，烫着小卷毛，左耳戴一个金色的圆耳环。
“大姐，求你报警，我被拐来的！”
她看了我一眼，把门关上了。
从里面传出她的声音：“韩家的，你媳妇又跑了！”
那天韩大柱用铁链把我锁在了石磨上。
铁环箍住脚踝，铁链一米八长。
“再跑，我把你腿打断。”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在啃一鸡腿，油淌到下巴上。
我没有再跑。
不是怕了。
是从那天起，我开始记。
我记住了张老板娘的长相、金耳环、说话的语气。
我记住了韩福来抓我时左手虎口上的疤。
我记住了村长路过院子时看了我一眼又迅速移开视线的样子。
他看见了铁链。
他什么都没说。
2009年10月8，下午四点，村长韩建国经过韩大柱的院子。他穿着深蓝色中山装，左口别着一支钢笔。他看到我的脚踝上有铁链，看了大约三秒钟，然后加快了脚步。
那三秒钟，我记到了现在。
03
第一个孩子是2010年冬天生的。
那天温度零下十一度，我从灶台边量的温度计看见的。
韩大柱没有送我去医院。
“生个娃还要去医院？矫情。”
他叫来了村卫生所的赤脚医生。医生姓刘，六十出头，手抖，嘴里一股旱烟味。
我疼了十四个小时。
中间有一段，我觉得自己要死了。真的。
那种疼不是疼，是整个身体在被撕开。
刘医生接住孩子，倒提起来拍了一掌。
“丫头。”
韩大柱在门外抽烟，听见这句话，把烟头往地上一摁。
“。”
他转身走了。
刘医生叹了口气，把孩子放到我旁边。
“丫头也好，丫头省心。”
他收了两百块钱走了。那两百块是韩大柱从鱼塘收入里扣的，他记在了一个小本子上，写的是“生娃费200”。
那个本子放在柜子第二层抽屉里，蓝色封面，右上角被水泡过一块。
我只看过一次，但我记住了里面的每一页。
第二个孩子，2011年夏天。
第三个，2012年秋天。
第四个，2013年春天。
每生一个，我就在土墙上用指甲刻一道痕。
到第八道痕的时候，是2019年。
我的指甲已经秃了，磨不动墙面。
最后那道痕，是用一颗生锈的钉子刻的。
八个孩子，五个女孩三个男孩。八次分娩，没有一次去过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