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华书店回来那天晚上，陈逸飞失眠了。
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他在脑子里反复推演一件事：老周说的那个“实习”，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正式的实习生，还是只是帮忙打杂？能接触到什么级别的信息？能待多久？
这些问题，他暂时没有答案。但他知道一件事：机会来了，就要抓住。
他翻了个身，从枕头底下抽出笔记本，在“老周”两个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写上：下周，人民银行，金融管理科。带笔记本，带笔，穿得体，少说多听。
然后他又翻到前面，看着那行字——“1989年下半年国债价格走势预测及套利策略分析”。
这份报告他已经寄出去了。不是寄给老周——他改变主意了，觉得当面给更好。他寄给的是省城的一家金融类杂志，叫《金融研究》，是人民银行总行主管的刊物。如果被录用，他就能在全国金融系统里混个脸熟。
当然，被录用的可能性很小。一个高中生写的文章，能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这种事儿在1989年几乎不可能发生。但陈逸飞不在乎——他需要的不是发表，是“投过稿”这个事实。将来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懂这么多，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研究过，我写过文章，我投过稿。
这叫“建立合法性”。
他把笔记本合上，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觉。
明天还有更重要的事。
星期天一早，陈逸飞跟张伟约好了去城南。
这次不是收旧书，是去看一个地方——城南农贸市场旁边有一排空置的门面房，是街道办事处的产业，租金很便宜，一个月三十块。张伟通过他姑父的关系，打听到其中一间可能要出租。
“你租门面什么？”陈逸飞问。
“不什么，先占着。”张伟骑在三轮车上，蹬得呼哧呼哧的，“你想啊，咱们以后要做大，总得有个据地吧？总不能天天在我那修车铺里开会，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陈逸飞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张伟这个人，看起来粗枝大叶的，但有时候想得挺远。
城南农贸市场在一片老居民区中间，是一个占地很大的露天市场，卖菜的、卖肉的、卖水果的、卖用品的，摊位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市场的东边有一排砖瓦房，是街道办事处的物业，以前是仓库，后来改成了门面，租给做小生意的人。张伟说的那间，在最东头，门口有一棵歪脖子槐树，树荫能遮住半边门面。
门面不大，大概二十个平方，里面空荡荡的，墙上刷着白灰，但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了，地上是水泥地，有几条裂缝。窗户是木框的，玻璃碎了两块，用报纸糊着。门是铁皮的，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锈。
“就这？”陈逸飞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就这。”张伟把三轮车停在门口，跳下来，“怎么样？三十块一个月，不贵吧？”
“不贵，但也不便宜。”陈逸飞走进去，敲了敲墙壁，声音很实，“这房子是砖混结构，底子不错，收拾收拾能用。”
“那租不租？”
“租。”陈逸飞点头，“但不是现在。等咱们手里有了钱再租。现在租下来也是空着，浪费。”
张伟“嗯”了一声，没有反驳。他知道陈逸飞说得对——他们现在手里那点钱，连吃饭都紧巴巴的，哪有余钱租门面？
“那咱们什么时候去上海？”张伟问。
陈逸飞靠在门框上，双手在裤兜里，看着远处农贸市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沉默了一会儿。
“再等等。”他说，“本金还不够。”
“不是有五百吗？”
“五百不够。去上海一趟，至少要带两千。五百块的本金，就算价差百分之二十，也才赚一百块。跑一趟上海，赚一百块，不值得。”
张伟皱了皱眉：“那怎么凑两千？”
陈逸飞转过身，看着他，笑了一下：“你不是说印刷厂有废纸边角料吗？能不能把量做大？”
“怎么做大？一天就那么多，人家厂里就那么多废料。”
“不是只盯着一家厂。”陈逸飞说，“你能不能联系到其他印刷厂？还有造纸厂、纸箱厂，这些厂都有废料。你把渠道铺开了，一天收几百斤不成问题。”
张伟的眼睛亮了：“你的意思是，把这事儿当成个正经生意做？”
“对。”陈逸飞点头，“收旧书太慢了，一家一户地收，累死也赚不了多少。但废纸边角料不一样，工厂的废料是批量的，一次能收几百斤，利润虽然薄，但量大。咱们先把这个生意做起来，把本金滚到两千，然后去上海。”
“行。”张伟一拍大腿，“我明天就去联系。”
从城南回来的路上，陈逸飞绕道去了一趟火车站。
火车站是这座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即使是在星期天，也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售票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很多人带着铺盖卷，一看就是准备出远门的。候车室里坐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泡面味、烟味和汗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气味——那是1989年中国火车站特有的气味。
陈逸飞没有买票，他走到售票大厅旁边的时刻表前，仔细地看着每一趟去上海的列车。
KXX次，晚上八点十五分发车，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到，硬座票价十五块五。这是最便宜的一趟，也是最适合他的——晚上走，早上到，不耽误白天办事。从上海回来可以坐同一趟车，晚上走，早上到，刚好赶上上课。
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车次和票价，然后又走到行李托运处，问了问行李托运的价格和流程。
“托运行李按重量收费，每公斤两毛。”工作人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都没抬，“贵重物品自己保管，丢了不赔。”
陈逸飞道了谢，转身走出火车站。
他需要把这些信息都搞清楚——怎么买票，怎么托运，怎么住宿，怎么找到上海的证券营业部，怎么交易，怎么把钱带回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因为一旦出错，损失的不只是钱，还有时间，还有母亲那五百块钱。
那五百块钱，他赔不起。
不是赔不起那个数字，是赔不起母亲的信任。
接下来的一周，陈逸飞的生活变成了两个节奏：白天跟张伟跑废纸生意，晚上写记和研究报告。
废纸生意比预想的顺利。张伟通过修车铺的人脉，联系上了三家印刷厂和一家纸箱厂，以每斤两分到三分钱的价格收废纸边角料，然后以每斤八分到一毛的价格卖给废品站。一斤赚五分到七分，一天能收三百到五百斤，净赚二十到三十块。
这是陈逸飞重生以来见到的第一笔“像样”的收入。
二十块。在1989年，二十块是一个普通工人三天的工资。而他一天就赚到了。
但他没有飘。他知道废纸生意只是过渡，真正的战场在上海。
一个星期下来，废纸生意的净利润是一百八十块。加上之前收旧书赚的十几块，加上母亲给的五百块，他手里的现金是六百九十五块。
离两千还差一千三。
“太慢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数字，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按照现在的速度，要攒够两千块，还需要将近两个月。两个月后就是九月中旬，那时候再跑去上海，折腾一圈，等钱到手，都快冬天了。
他需要加速。
怎么加速？
扩大废纸生意的规模。一天收五百斤不够，就收一千斤。一千斤不够，就收两千斤。但问题是，收得多需要更多的人力、更多的运输工具、更多的仓库。他们现在只有两个人一辆三轮车，一天五百斤已经是极限了。
除非——
“伟哥，”第二天一早，陈逸飞找到张伟，“你有没有认识的人，愿意跟咱们一起？”
张伟正在修车铺里给一辆自行车补胎，听见这话，手里的锉刀停了一下。
“你想招人？”
“对。找两个人，一人一辆三轮车，专门负责收货。咱们两个负责找渠道、谈价格、管账。这样一天能收多少？”
张伟想了想，说：“如果三个人三辆车，一天一千斤打底，两千斤也有可能。”
“利润呢？”
“按一斤赚六分算，一千斤是六十块，两千斤是一百二。扣除两个人的工资，一人一天给十块，咱们还能净赚四十到一百。”
陈逸飞在心里快速算了一下。一天四十到一百，十天就是四百到一千。加上手里现有的六百九十五，最快十天就能凑够两千。
“找人的事你负责。”他说，“要靠谱的，嘴巴严的，不怕吃苦的。”
“行。”张伟把锉刀放下，擦了擦手，“我有个表弟，叫小军，今年十七，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闲着。他爹正愁着呢，让他来活，肯定愿意。还有一个，是修车铺隔壁老王的儿子，叫王磊，十八，也是没考上高中，在街上混。那小子虽然混，但人仗义，嘴巴也严。”
“工资呢？一天十块，他们不？”
“一天十块？抢着！”张伟笑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打工一个月多少钱？在建筑工地搬砖，一天累死累活，才五块钱。一天十块，那是高工资了。”
“那就这么定了。”陈逸飞站起来，“你去找他们谈，谈好了明天就开工。”
第二天，小军和王磊准时出现在修车铺门口。
小军全名赵小军，是张伟姑姑的儿子，个头不高，瘦得像竹竿，但眼睛很亮，看起来机灵。他穿了一件军绿色的旧外套，裤子膝盖处打了两个补丁，脚上是一双破了洞的解放鞋。站在修车铺门口的时候，他显得有些紧张，不停地搓手。
王磊比他高半个头，壮实，皮肤黝黑，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胳膊上有几道疤，看起来是在街上混过的。但他的眼神不凶，反而有些憨厚，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这是小军，这是王磊。”张伟介绍完，又指了指陈逸飞，“这是陈逸飞，你们叫他飞哥就行。”
“飞哥。”小军叫了一声，声音有点小。
“飞哥。”王磊叫得大方多了，还伸出手来跟陈逸飞握了握。
陈逸飞看着这两个人——一个瘦小机灵，一个壮实憨厚。他心里有数了：小军适合跑细活儿，比如跟厂家谈价格、验货；王磊适合粗活儿，比如搬货、骑车、跑腿。
“两位，”他说，“咱们先把规矩说清楚。第一，工资结，每天十块，得好有奖金。第二，工作时间早上六点到下午四点，中午管一顿饭。第三，所有收上来的货，必须过秤、记账、签字，一笔都不能少。第四，嘴巴要严，咱们做的是什么生意，赚多少钱，不要往外说。能做到吗？”
“能。”两个人异口同声。
“好。”陈逸飞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撕下两页纸，用圆珠笔在上面写了两行字，递给小军和王磊，“这是你们的工资条，今天完了拿这个找我结账。”
小军接过纸条，看了一眼，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口袋里。王磊也照做了。
张伟已经把三轮车推了出来，一共三辆——他自己的那辆，小军从家里骑来的一辆，还有从隔壁老王那里借的一辆。三辆车排成一排，在清晨的阳光里闪着铁锈色的光。
“今天的任务，”陈逸飞站在三辆车前面，像一个即将出征的将军，“小军去城东的造纸厂，王磊去城北的纸箱厂，我和伟哥去城南的印刷厂。每人收两百斤打底，上不封顶。下午四点在这里汇合，统一送到废品站。出发。”
三辆车鱼贯而出，驶向三个不同的方向。
那天，他们一共收了七百三十斤废纸边角料。小军收了二百一十斤，王磊收了二百五十斤，陈逸飞和张伟收了二百七十斤。送到废品站，卖了七十三块钱，扣除收购成本二十一块，净赚五十二块。
小军和王磊各领了十块工资，剩下三十二块，是陈逸飞和张伟的利润。
晚上，陈逸飞坐在院子里，把那三十二块钱一张一张地摊在石桌上，看了很久。
三十二块。加上之前的六百九十五，现在是七百二十七。
离两千还差一千二百七十三。
速度比之前快了一倍。按照这个速度，再有四十天，他就能凑够两千。
四十天。他等得起。
接下来的子，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运转着。
每天早上五点，陈逸飞准时起床，骑自行车到修车铺跟张伟汇合，分配当天的任务。小军和王磊也准时到，风雨无阻。四个人三辆车，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把一家又一家工厂的废纸边角料收上来，送到废品站，换成一张张皱巴巴的钞票。
一个星期后，他们又加了两家工厂——一家火柴厂和一家卷烟厂。火柴厂的废纸盒、卷烟厂的烟盒边角料，都是废品站抢着要的好货，价格比普通废纸高出一截。
生意越做越大，利润也越来越高。到第八月底，他们手里已经攒下了一千八百多块。
离两千，只差两百。
“差不多了。”陈逸飞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最后一个数字：1989年8月28，现金余额：一千八百七十三元。
他在这个数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写上：9月1，出发去上海。
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仰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八月底的月亮又大又圆，挂在深蓝色的天幕上，像一盏巨大的灯，照亮了整个家属院。
母亲房间的灯还亮着。透过窗帘的缝隙，他看见母亲坐在缝纫机前，低着头，不知道在缝什么。缝纫机的哒哒声在安静的夜晚里显得格外清晰，一下一下的，像心跳。
他走过去，敲了敲门。
“妈。”
“进来。”
他推门进去。王秀兰坐在缝纫机前，手里拿着一块蓝色的布料，正在缝一件衣服。看见他进来，她停下来，摘下老花镜——她今年才开始戴老花镜，以前不用的——看着他。
“怎么了？”
“妈，我下周一要去一趟上海。”
王秀兰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踩缝纫机：“去什么？”
“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
“倒腾国库券。”
王秀兰的脚从踏板上放下来，缝纫机停了。她转过身，看着陈逸飞，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很久。
“你那些书，都看完了？”她问。
“看完了。”
“你都懂了？”
“懂了。”
王秀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那个布钱包。她拉开拉链——拉链已经修好了，是她自己用钳子夹的——从里面掏出几张钞票。
“妈，不用了。”陈逸飞按住她的手，“我已经攒够了。”
王秀兰愣了一下：“攒够了？”
“嗯。一千八百多块。加上你之前给的五百，一共两千三百多。够了。”
王秀兰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她看到了什么？她看到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年，眼睛里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沉稳和笃定。那种眼神，她只在那些经历过风浪的成年人身上见过。
“你长大了。”她最终说，声音有些哽咽。
“妈，我早就长大了。”
“行。”王秀兰把钱放回柜子里，转过身，重新坐到缝纫机前，“你去吧。注意安全。到了给家里打个电话。”
“嗯。”
陈逸飞站在门口，看着母亲又开始踩缝纫机。哒哒哒，哒哒哒。那声音像一首古老的歌谣，唱了二十年，还会继续唱下去。
但他知道，这首歌，很快就会唱完了。
不是母亲不唱了，是他不会再让她唱了。
1989年9月1，星期五，陈逸飞和张伟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
硬座车厢，十五块五一张票。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上、座位底下、车厢连接处，到处都是人。空气里弥漫着泡面味、烟味、汗味，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臭味。有人躺在座位底下睡觉，有人站在过道上打盹，有人坐在行李上吃馒头就咸菜。
陈逸飞和张伟挤在两个靠窗的座位上，中间的小桌板上放着两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他们收购来的国库券——不是很多，只有五十张，面值一百的，收购价七千五百块。这些国库券是他们这一个多月来通过各种渠道收来的：有从邻居手里收的，有从父亲工友手里收的，有从废品站淘来的——没错，废品站里偶尔也能淘到被人当废纸扔掉的国库券。
七千五百块，是他全部的本金。母亲给的五百，废纸生意赚的一千八百多，加上张伟凑的两千——张伟把自己的积蓄全拿出来了，两千块，一分不少。
“你就不怕赔了？”陈逸飞当时问他。
“赔了就赔了。”张伟说，“大不了再修两年车。”
火车咣当咣当地开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了乡村，又从乡村变成了田野。绿油油的稻田一片接一片，远处的村庄升起了炊烟，像一幅宁静的水墨画。
陈逸飞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上海，我来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火车准时到达上海站。
陈逸飞和张伟拎着蛇皮袋走出车站，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高楼。到处都是高楼。
这座城市比他想象的大得多，繁华得多。宽阔的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的脚步比他们那里快了一倍，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像被什么东西追赶着一样。空气里有种不一样的味道，不是煤烟味，不是尘土味，是一种他说不上来的、属于大都市的、混杂着汽油、咖啡和香水的味道。
“我。”张伟站在车站广场上，仰头看着对面的一栋大楼，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这楼有多少层？”
“不知道。”陈逸飞也在看那栋楼，“二十多层吧。”
“二十多层？”张伟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咱们那儿最高的楼才六层。”
“所以这里是上海。”陈逸飞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吧，先找地方住。”
他们在一家招待所住下了，一晚上五块钱，两个人一间，上下铺，公共卫生间。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壁上贴着发黄的报纸，窗户对着一条窄巷子，阳光照不进来。
但陈逸飞不在乎。他把蛇皮袋放在床上，打开拉链，把里面的国库券一沓一沓地拿出来，一张一张地数了一遍。
五十张，一张不少。
他把国库券重新装好，对张伟说：“走，去静安寺。”
静安寺是上海最早的证券交易点之一，1988年就开始试点国债交易了。陈逸飞前世没去过那里，但他从资料上知道它的地址——静安寺旁边的一栋小楼，门口挂着一块牌子：静安证券业务部。
他们坐公交车到了静安寺，找到了那栋小楼。
楼不大，三层，灰色的外墙，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几个等车的人。要不是门口那块牌子，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是一个证券交易点。
陈逸飞推门进去，里面是一个不大的厅，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当天各种国债的买入价和卖出价。柜台后面坐着几个穿白衬衫的工作人员，正在处理业务。
他走到柜台前，把蛇皮袋放在地上，从里面抽出一沓国库券，递过去。
“同志，我想卖国债。”
工作人员接过国库券，一张一张地看，一张一张地验。验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
“这些国库券都是真的。你是从哪儿收的？”
“老家。”陈逸飞说，“我们那边银行兑付价格低，我就收了一些，拿到上海来卖。”
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大概是在想：这个年轻人胆子不小。但嘴上什么都没说，只是报了一个价格：“1985年期的国债，今天的买入价是八十八块五。”
八十八块五。
陈逸飞的心跳了一下。他在老家收这些国库券的时候，平均成本是七十五块。差价十三块五，五十张就是六百七十五块。
但他没有立刻成交。他指了指黑板上另一个数字：“那个1986年期的，多少钱？”
“八十七。”
“1987年期的呢？”
“八十五。”
陈逸飞在心里快速算了一下。他手里的国库券主要是1985年和1986年的，按八十八块五和八十七的价格卖，扣除收购成本和交通住宿费，净赚大概六百块。
六百块。一个月赚六百块，比废纸生意强多了。但这还不是最大的价差——他记得前世的资料上说，1989年下半年，上海和内地之间的国库券价差最大时能达到二十块以上。现在才十三块五，说明还有上升空间。
“同志，”他说，“这个价格是今天的，明天会不会变？”
“会。”工作人员说，“每天都不一样，跟着市场走。”
陈逸飞想了想，做了一个决定：“我今天先卖二十张，剩下的三十张过两天再卖。”
他想赌一把——赌价差会继续扩大。
张伟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但没嘴。他信陈逸飞。
工作人员帮他们办了手续，二十张国库券换成了一千七百七十块现金。陈逸飞把钱数了一遍，装进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拍了拍，确认不会掉出来。
走出营业部，张伟终于忍不住了：“你怎么不全卖了？万一明天跌了呢？”
“不是跌不跌的问题。”陈逸飞说，“是价差的问题。上海的买入价在涨，老家的兑付价没变，价差在扩大。等几天，一张能多赚几块钱。”
“你怎么知道价差会扩大？”
“我在书上看的。”
张伟不说话了。他知道陈逸飞看的那本书——《市场的运作》。他没看过那本书，但既然书上写了，那应该没错。
他们在上海待了三天。
第一天，陈逸飞卖了二十张国库券，净赚二百七十块。
第二天，上海的买入价涨到了八十九块五，他又卖了十张，净赚一百四十五块。
第三天，买入价涨到了九十块，他把剩下的二十张全卖了，净赚三百块。
三天，五十张国库券，总收入四千四百二十块。扣除收购成本七千五百块——不对，收购成本是七千五百块，但他在老家收国库券的时候，不是一次性收的，而是分批次收的，每一批的成本都不一样。他拿出笔记本，一笔一笔地算，算了半个小时，才算出准确的净利润。
七百一十五块。
加上来的时候带的两千三百块本金——不对，那两千三百块是本金，不是利润。他这次带来的本金是两千三百块，收购国库券花了七千五百块——等等，不对，他哪来的七千五百块？
他只有两千三百块。
陈逸飞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他在笔记本上算来算去，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他收购那五十张国库券的时候，并不是全部用自己的钱。有一部分是他跟张伟凑的两千三百块，还有一部分是——他赊的。
没错，赊的。
他跟卖国库券的人说好了，先付一部分钱，剩下的等他从上海回来再付。那些人都是他认识的邻居、父亲的工友，信任他，愿意让他赊账。所以那五十张国库券的收购成本是七千五百块，但他实际只付了三千块，剩下的四千五百块是欠着的。
现在，他卖出国库券的收入是四千四百二十块。减去实际支付的收购成本三千块，再减去交通住宿费五十块，净利润是一千三百七十块。
一千三百七十块。
加上他带来的两千三百块本金——不对，那两千三百块本金里有五百是母亲的，两千是张伟的，还有一千八是他赚的——等等，这笔账越来越乱了。
陈逸飞把笔记本一合，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三次。
算了，不算了。回去再算。
总之，他赚了。
回到招待所，他把所有现金摊在床上，一张一张地数。有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他把它们按面值分类，一沓一沓地摞好，然后开始算总账。
带来的本金：两千三百块（母亲五百，张伟两千，自己赚的一千八？不对，自己赚的一千八是利润，不是本金——他越算越糊涂，索性不算了）。
卖出国库券收入：四千四百二十块。
加上身上剩下的零钱：四十五块。
总计：四千四百六十五块。
减去要还给别人的欠款：四千五百块。
剩余：负三十五块。
陈逸飞看着这个数字，愣了三秒钟，然后笑了。
不是苦笑，是真的笑了。
他笑自己太蠢。算了半天，算到最后，居然还亏了三十五块。
但这不是真的亏。因为那四千五百块欠款不是一次性要还的，可以分期还。而他手里这四千四百六十五块，可以用来继续收购国库券，继续套利。只要资金能周转开，他就能越滚越大。
他把钱收好，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上海的招待所，天花板比老家的房子高多了，白色的，没有裂纹，没有霉斑，净得像一张白纸。
他想起了母亲说的那句话：“别让你爸知道。”
他想起了张伟说的那句话：“赔了就赔了，大不了再修两年车。”
他想起了父亲说的那句话：“别让你妈失望。”
他把手枕在脑后，嘴角弯起一个安静的弧度。
七百一十五块，这是第一桶金。真正的第一桶金。不是废纸赚的那三块五块，不是旧书赚的那几毛几分，而是真真正正、净净、从金融市场里赚来的第一笔钱。
七百一十五块，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家，意味着两个月的医药费，意味着妹妹一学期的学费加生活费，意味着母亲可以不用再站在织布机前咳嗽。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如果每个月跑一趟上海，每趟赚七百块，一年就是八千四。加上废纸生意的收入，一年能赚一万多。一万多，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城市，已经是中产以上的水平了。
但这还不够。
他要的不是一万，不是十万，是一百万，一千万，一个亿。
他要的不是让家人吃饱饭，是让家人吃好饭。不是让母亲不用上班，是让母亲过上她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子。不是让妹妹读得起高中，是让她读最好的大学，去最好的国家，过最好的生活。
而这些，七百一十五块远远不够。
他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拿过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写下了下一阶段的计划：
1. 扩大废纸生意规模，争取每天利润一百块以上。
2. 增加国库券收购渠道，不局限于邻居和工友，扩大到整个城市。
3. 每月跑两趟上海，争取每趟净利润一千五百块以上。
4. 寻找新的套利品种——、期货，为1990年之后的布局做准备。
5. 维持好跟老周的关系，争取从他那里获取更多信息。
写完之后，他把笔记本合上，放进口袋里，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上海的夜景。万家灯火，霓虹闪烁，远处的东方明珠还没有建起来，但这座城市已经初具了国际大都市的雏形。
他看着那些灯光，想起了一个人——林晓雅。
那个在新华书店遇到的白裙女孩，那个在人民银行二楼楼梯口差点跟他撞个满怀的女孩。他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在哪个学校读书，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对金融感兴趣。
但他有一种直觉——他们还会再见面。
他摇了摇头，觉得自己想多了。
然后他转身，对张伟说：“伟哥，明天早上咱们去一趟南京路，买点东西带回去。”
“买什么？”
“给我妈买件大衣。”陈逸飞说，“她看了三年了，一直舍不得买。”
（第七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