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顺着他的话往下接。
“这样。”他又换了个说法，“你爸要去阿坝州那事，我再帮你活动下。我和他们厂那个副厂长挺熟，我去找他聊聊，看能不能把你爸调去近一点的地方，比如都江堰或者青城山，当成技术帮扶。但这事，得打点，得……”
“要花钱？”我把后半句替他说了。
“人情来往，总得有点表示。”他理直气壮，“你看，舅舅这也是替你们打算。要是你爸能留在成都周边，哪怕挣得少点，一家人起码还能常见，你说是不是？”
“那你要拿多少钱去打点？”
“不多，三万。”他报出数目，“三万块，我给你办利索，保证你爸不用去阿坝州吃那份苦。”
三万。
前头是二十五万巨款拖着不还，现在又反过来张口要三万，说是替我们“走走门路”。
我忽然笑了，笑到眼泪都快憋不住了：
“舅舅，你真觉得，我还会信你吗？”
“薇薇！”
“我爸不会再要你一分钱。”我说，“我也不会。那二十五万，你自己记牢。等你手头宽了，把钱还给我们就行。”
说完，我直接把电话挂了，然后把这个号码拖进黑名单。
按下拉黑键的那一刻，我感觉心里某个角落，彻底塌了。
那是我妈妈唯一的弟弟。
我小的时候，他也确实真心疼过我，会给我买最新款的芭比娃娃，会把我高高扛在肩上，带我去人民公园划船。
妈妈总说：“你舅舅这人，脾气是急了点，话爱吹，但心不坏。”
心不坏。
那现在呢？
他现在的心，还算好吗？
我说不清。
下午，我爸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份盖了鲜红公章的合同。
是去阿坝州做技术援助的劳务合同，期限，两年。
他坐在餐桌边，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盯着合同条款看。
老花镜的镜腿有点松，总往鼻梁下滑，他就不时伸手往上一推。
“爸。”我挪到他身旁，“您真考虑明白了？”
“想清楚了。”他目光没抬，仍落在纸上，“待遇还可以，管吃管住，一个月底薪七千二，还有高原补贴、艰苦补贴，两年下来，能攒下一笔像样的钱。”
“可那里离这儿太远了……”
“远反而好。”他笑了笑，笑里带着我懂得的那点苦味，“远才能把钱攒住。要是在成都，今天哪个朋友结婚，明天哪个同事搬家，光随礼就得把半份工资搭进去。”
我知道他在故意说笑，想把气氛往轻松里带，可我怎么也笑不出声。
“什么时候走？”
“下周一。”他说，“厂里已经给我买好去马尔康的机票了。”
下周一。
今天才周三，也就是说，只剩四天。
四天之后，这个家里，就只剩下我。
“那咱们的房子……”
“房子先放着。”他终于合上合同，摘下眼镜，用眼镜布仔细擦着镜片，“你就住这儿，寒暑假回来，还有个窝。等两年后爸爸回来了，咱们接着住。”
“我一个人住，会怕的。”
“那就把门窗都锁牢。”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粗糙的老茧磨得我头皮发疼，“薇薇大了，要学会自己撑。”
他的掌心既粗糙又暖和。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他同样这样摸着我的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