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嫌”这两个字，像一刺，深深扎进了我的心里。
从那天晚上开始，顾安诚用他的实际行动，向我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避嫌”。
他开始早出晚归。
以前他总是准时下班，回家和我一起吃晚饭。
现在，我做好一桌子菜，等到饭菜都凉透了，才收到他一条冷冰冰的微信。
“公司加班，不回去了。”
母亲是个敏感的人，她很快就看出了家里的气氛不对劲。
她几次在饭桌上问我：“安诚最近是不是很忙？让他别太累了，身体要紧。”
我只能笑着点头，替他编造各种加班、出差的理由。
每一个谎言说出口，都像是在吞下一颗苦涩的药丸。
周末，顾安诚也不再待在家里。
他会找各种借口出门，不是说朋友约了打球，就是说公司有团建。
偌大的房子里，常常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
我们一起看电视，一起聊天，一起做饭。
母亲努力地想融入我的生活，给我讲她在家乡养的花，讲邻居家的趣事。
可我看着她鬓边新增的白发，心里只有说不出的愧疚。
我把她千里迢迢接过来，不是为了让她看我婚姻里的笑话的。
更不是为了让她感受女婿的冷漠和疏离。
有一次，母亲说她有点闷，想去医院看看。
我心里一紧，立刻说要带她去。
出门前，我给顾安诚打了个电话，想让他开车送我们一下。
毕竟医院离家有点远，打车也不方便。
电话接通后，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嘈杂。
“喂，书意，什么事？”
“安诚，妈身体不舒服，我想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你能不能开车送我们过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我听到他说：“我现在走不开，在外面跟客户谈事情呢。”
“很重要吗？大概要多久？”
“很重要，时间说不准。”
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担忧，只有敷衍和急于挂断的催促。
“书意，你先自己打车去吧，我这边一结束就过去找你们。”
“你……”
我还想说什么，他已经挂断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站在玄关，一种无力的愤怒涌上心头。
母亲从房间里走出来，手里拿着社保卡。
她看着我的脸色，小心翼翼地问：“安诚是不是在忙？”
我深吸一口气，挤出一个笑容：“是啊妈，他临时有工作，我们自己去吧，一样的。”
母亲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那天下午，我陪着母亲挂号、排队、做各种检查。
医院里人来人往，我一个人跑上跑下，忙得满头大汗。
看着母亲坐在长椅上安静等待的瘦弱背影，我的鼻子一阵发酸。
从始至终，顾安诚的电话一次都没有打过来。
他没有问检查结果，没有问母亲的状况，甚至没有问我们是否平安回到了家。
晚上，他很晚才回来，带着一身若有若无的酒气。
他看到我坐在沙发上等他，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妈怎么样了？”他终于想起来问。
“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有点血压高，让平时多注意休息。”我平静地回答。
“哦，那就好。”
他轻描淡写地应了一句，然后换了鞋，径直走向浴室。
“我累了，先洗澡。”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那叫做“希望”的弦，在那一刻，彻底断了。
我曾经以为，他只是有些大男子主义，不懂得如何与长辈相处。
现在我明白了，他不是不懂，他只是不愿。
在他的世界里，我的母亲，只是一个需要他“避嫌”的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