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很快就到了。
南城开往青城的大巴每天只有两班，早上一班，下午一班。我们赶的是早上六点四十那趟。
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宿舍里其他人都在睡，夏栀的床帘里没有光，她昨晚罕见地早睡了 —— 估计是折腾不动了。我轻手轻脚洗漱完，换好衣服，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白 T 恤和牛仔裤。包里塞了两瓶冰露、一袋全麦面包，还有顾衍之给我的那张方处长的照片，边缘都被我摸得起了毛。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陆砚舟已经在了。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背着那个洗得褪色的旧双肩包，头发有点乱，应该是起太早没来得及梳，看起来不像平时那个冷得生人勿近的样子，有点像 —— 赶早车出门办事的普通学生。
“吃了吗？” 他问，声音带着刚起床的哑。
“没有。”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肉包，还冒着热气，塑料袋上凝了一层水珠。
“猪肉白菜的。” 他说，“你妈说你爱吃这个。”
我愣了一下。我妈？他什么时候见过我妈？
“你去看过我妈？” 我问，指尖碰到包子的温度，暖得发烫。
“前天。” 他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去医院送了点水果。你妈精神挺好的，还让我别告诉你，说你会担心我乱花钱。”
我接过包子，咬了一口。皮有点厚，馅有点少，就是巷口那家老包子铺的味道，跟我妈每次住院都要给我带的一模一样。我嚼着，鼻子有点酸，差点把眼泪掉进去。
“你跟我妈说什么了？” 我边走边问，把眼泪憋了回去。
“没说什么。” 他说，“她就问我叫什么名字、学什么专业、家里是哪里的。我说我叫陆砚舟，学建筑，家里是南城本地的。”
“她就信了？”
“她说我看起来不像坏人。” 他嘴角动了一下，笑出了梨涡，“你妈看人挺准的。”
我看着他，没说话。包子吃完了，我把塑料袋捏成一个小团，塞进口袋里，没舍得扔 —— 总觉得这是他特意给我买的，扔了可惜。
大巴六点四十准时出发。
车上人不多，大部分都在补觉，脑袋一点一点的。我们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的天刚亮，灰蓝色的，像我上次调颜料时没搅匀的钛青蓝，发灰，发沉。
陆砚舟把背包放在脚下，从里面掏出一个文件夹，翻开。是方处长的资料，他用 A4 纸打印的，好几页，边缘都卷了，上面用红笔圈出来的重点，圈得很重，把纸都划破了一点，一看就是翻了无数遍。
“方秀兰，六十三岁，退休前是美院教务处长。” 他压低声音念，怕吵到别人，“老家在青城下面的一个镇子，退休后就回去了。老伴前年去世了，现在一个人住。”
“她当年为什么会帮陆鹤鸣？” 我问。
“不知道。” 他说，“顾衍之给的材料里没写。可能是被的，也可能是收了钱。去了才知道。”
大巴驶出市区，上了高速。窗外的楼越来越少，田地越来越多。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把远处的麦田照成一片暖金色 —— 我愣了一下，那颜色跟沈若画里的麦田一模一样，连光的角度都像，好像是她当年画的景色，过了二十年，又原封不动地摆在我们眼前。
“苏薇。” 陆砚舟忽然叫我。
“嗯。”
“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她不见我们。”
我想了想。
“怕。” 我说，“但更怕她见了我们，什么都不说。”
他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大巴开了三个多小时，在青城汽车站停下。我们换乘了一辆去镇上的中巴，又颠簸了一个小时，才到方秀兰住的那个镇子。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从头走到尾，路边摆着卖豆腐脑的摊子，白汽飘得老远，墙上还刷着褪色的计生标语，墙皮脱落了一大片。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脚边卧着黄狗，眯着眼睛看我们走过，有个小孩的弹珠滚到我脚边，他跑过来捡，冲我们笑了一下就跑了。
我们按照地址找到了一栋三层的小楼。外墙刷过白漆，但已经发黄了，铁门上锈迹斑斑，我伸手碰了一下，锈蹭了我一手。门牌号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但地址是对的。门口种着一棵石榴树，树上刻着歪歪扭扭的名字，应该是之前的小孩刻的，树上还挂着几个枯的石榴，地上落了两个烂的，没人摘。
陆砚舟敲了敲门。
没人应。
他又敲了三下，指节敲在铁门上，咚咚的响。
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女人的脸从门缝里露出来。短发，微胖，穿着朴素的蓝布衬衫，跟照片上一模一样。只是比照片老了，眼角的纹路更深了，头发也白了大半，鬓角的白发看得清清楚楚。
“你们找谁？” 她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
“方处长，” 陆砚舟说，“我们是美院的学生。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她的脸唰地一下白了，那变化很快，但我看见了。她的手指攥着门边，指节发白，门把都晃了一下。
“谁？”
“沈若。”
门缝又窄了一点，她要关门。
“不认识。” 她说，“你们找错人了。”
我赶紧伸手抵住了门，铁门的锈蹭了我一手，我自己都没发现。
“方处长，” 我说，“沈若死了。”
她的手停住了。
“她失踪了二十年。” 我说，“您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
她看着我。她的眼睛浑浊，但里面有光 —— 不是希望的光，是恐惧的光，像藏了二十年的秘密，突然被人挖出来了。
“你是谁？” 她问。
“我是美院的学生。” 我说，“我跟她一样，被人堵了路。”
她沉默了很久。门缝没有再窄，也没有再宽，风从缝里吹出来，带着院子里石榴花的味道。
“进来吧。” 她终于说。
她住在一楼，两室一厅，不大，但收拾得很净。客厅里摆着一张老式木沙发，茶几上盖着白色蕾丝桌布，上面放着一盘水果，苹果已经有点皱了，放了好几天的样子。
我们坐在沙发上。她给我们倒了两杯水，玻璃杯的杯壁上有细细的裂纹，杯底还印着早就掉了色的美院校庆 logo—— 是二十年前的老物件了，她用了这么多年。水倒得有点满，晃了一下，溅在我手背上，温的。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她问。
“有人给了我们您的地址。” 陆砚舟说。
“谁？”
“您不用知道是谁。” 陆砚舟看着她，“我们只想问您一件事。二十年前，沈若的保研名额，是不是被换给了别人？”
方秀兰端着水杯的手，抖了一下。水洒了一点出来，滴在她裤子上，她没有擦。
“你们问这个做什么？”
“因为她是我妈。” 陆砚舟说。
方秀兰猛地抬起头，看着他。她的嘴唇在抖，半天说不出话。
“你是她儿子？”
“是。”
她放下水杯，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眼泪从眼角滚了下来。
“像。” 她说，“你跟你妈长得真像。眼睛，鼻子，都像。”
陆砚舟没说话，攥着裤子的手，指节发白。
方秀兰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客厅里很安静，老式挂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像在数这二十年的子。
“二十年前，” 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沈若是美院最好的学生。不是之一，是最好。她的画，我到现在都记得，比所有老师的都好。”
她停了一下，擦了擦眼泪。
“那年保研名额只有一个。她的成绩是第一，作品是第一，所有人都觉得是她。我那时候都把她的材料报上去了，就等签字了。”
“后来呢？” 我问。
“后来陆鹤鸣找我，说名额要换人。” 方秀兰的手在膝盖上攥成了拳头，指甲都快嵌进去了，“他说夏家给学校捐了八十万，条件是要那个名额。他说这是上面的意思，我只要签字就行，不签字，我这个处长就别当了。”
“您签了？” 陆砚舟问，声音有点哑。
方秀兰看着他，眼泪掉得更凶了。
“签了。” 她说，“我那时候还有三年才退休，老伴那时候刚查出来糖尿病，要吃药，我不能没了工作。我没办法啊。”
“您知道沈若后来怎么样了吗？” 我问。
“知道。” 她的声音突然抖得不成样子，哭腔裹着话，“她来找过我。问我为什么。我不敢看她。我跟她说，这是学校的决定，跟我没关系。”
“她信了吗？”
“她没信。” 方秀兰捂着脸，哭出了声，“她说，方老师，我不怪您。您也是没办法。她说这话的时候，还在笑。你知道吗，她那时候都快被死了，还在替我着想。”
沈若的笑。温和的、知足的、觉得这个世界没那么坏的笑。
我攥紧了包带，帆布的带子被我攥出了印子。
“方处长，” 陆砚舟说，他的声音也抖，“您愿意帮我们作证吗？”
方秀兰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眼泪滴在裤子上，晕开一小片。
“你们要告陆鹤鸣？”
“是。”
“告不赢的。” 她说，“他在美院了三十年，上面有人，下面有人。你们斗不过他的。他会报复我的，我一把年纪了，不想再折腾了。”
“斗不斗得过，是我们的事。” 陆砚舟说，“您只需要告诉我们真相。”
方秀兰低下头，看着自己布满老年斑的手，看了很久。
“你们让我想想。” 她说，“明天给你们答复。”
“我们今晚住镇上。” 陆砚舟说，“明天再来。”
我们走出那栋小楼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镇上的街道被夕阳染成橘黄色，刚才那个玩弹珠的小孩，还在巷子里追逐打闹，笑声尖锐，穿过整条街。
“她不会说的。” 陆砚舟忽然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怕。” 他说，“怕了二十年，不会因为来两个人就不怕了。”
“那你还让她想？”
“给她一个晚上。” 他说，“让她想想，是继续怕二十年，还是做一次对的事，把心里的石头放下。”
我们在镇上找了一家小旅馆。只有一间空房了，两张床，中间隔着一个掉了漆的床头柜。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看了我们一眼，没问什么，收了钱，给了钥匙，还塞给我们两个煮鸡蛋，说 “路上吃”。
房间不大，墙皮有点脱落，窗户朝北，能看到远处的麦田。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白色的，洗得发硬，有一股洗衣粉混着太阳的味道，应该是刚晒过。
陆砚舟把背包放在靠窗的床上，坐下来，翻开那本他随身带的书，翻了两页，又放下了，明显看不进去。
我坐在另一张床上，拿出速写本。
画了几笔，画不进去。
“陆砚舟。”
“嗯。”
“你妈当年来找方秀兰的时候，她一个人来的？”
“应该是。” 他说，“她一直都是一个人。”
我低下头，继续画。画的是方秀兰家的那棵石榴树，枯的石榴挂在枝头，地上落了两个烂的。
画到一半，手机震了。是姜莱：“找到了吗？”
“找到了。” 我回，“她说明天给答复。”
“你们注意安全。夏栀今天在班里又发疯了，说你傍大款不要脸，还说要去举报你。没人理她，大家都知道她什么德行。”
我看着那行字，没回。
“姜莱？” 陆砚舟问。
“嗯。她说夏栀又在班里发疯了，还说要举报我。”
“她还能疯多久？”
“不知道。” 我说，“但她越疯，说明她越怕。她知道我们查到东西了。”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晚上，我们在镇上的一家小饭馆吃了饭。两碗手擀面，一盘清炒青菜，一碟花生米。面是老板娘手擀的，筋道，汤底是骨头熬的，很鲜。老板娘多给我们加了一个荷包蛋，说 “学生娃跑这么远，多吃点”，还问我们是不是来走亲戚的。
吃完饭，走在回旅馆的路上。天已经全黑了，镇上没有路灯，只有住户窗户里透出的黄灯光。远处有狗叫，一声一声的，在夜里传得很远。
“苏薇。” 陆砚舟忽然开口。
“嗯。”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想了想。
“因为有人帮过我。” 我说，“我妈生病的时候，顾衍之帮了我。虽然他有他的目的，但他帮了。所以我也想帮别人。”
“我不是别人。” 他说。
我看着他。他的脸在月光下看不太清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很热。
“我知道。” 我说。
他没再说话。我们继续往前走，脚踩在土路上，沙沙的响。走了一段路，他的手碰了一下我的手，不是握，是指尖碰指尖，他的指尖凉的，应该是夜里风吹的，碰过来的时候，两个人都顿了一下。
我没有躲。他也没有再动。
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咚咚的，盖过了远处的狗叫，盖过了风吹过麦田的声音。
我们就那样，指尖碰着指尖，走完了剩下的路。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了方秀兰家。
门开着。
她坐在客厅里，面前放着那杯昨天没喝完的水，水已经凉了，她没有换。
“我想好了。” 她说。
陆砚舟看着她，没说话。
“我可以给你们作证。” 她的声音很稳，比昨天稳多了，“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们要保证，不要把我的名字说出去。”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布满老年斑的手，“我不想让镇上的人知道。我在这里住了三年了，邻居们对我很好。我不想走，也不想被人指指点点。”
“我答应您。” 陆砚舟说，立刻就答应了，“我们绝对不会把您的名字说出去，就算是打官司，也不会牵连您。”
她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牛皮纸的，封口用胶水粘住了，信封上写着 “沈若” 两个字，字迹工整，是她的笔迹，二十年了，纸都黄了。
“这是我当年写的一份情况说明。” 她把信推过来，“上面写了我怎么签的字，陆鹤鸣怎么跟我说的，夏家怎么捐的钱，我都记下来了。我一直留着，留了二十年，每天都怕被人找到，又怕没人找到。”
陆砚舟接过信，手在抖，抖得厉害，信封都差点掉了。
“您为什么留着？” 他问，声音哑得不成样子。
方秀兰看着他，眼眶红了。
“因为我良心不安。” 她说，“二十年来，每天晚上闭上眼，就看见沈若站在我面前，笑着说，方老师，我不怪您。您也是没办法。我这二十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她擦了擦眼睛。
“现在，我终于可以把这东西交出去了，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陆砚舟把信收进包里，小心翼翼的，像怕碰坏了什么。然后他站起来，对着方秀兰，深深鞠了一躬。
“方处长，谢谢您。”
“不用谢。” 她看着陆砚舟，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很久，很久，“你跟你妈一样，眼睛里有光。别灭了。”
“不会的。” 他说。
我们走出那栋小楼。阳光很好，照在石榴树上，那些枯的石榴在风里轻轻晃。
方秀兰站在门口，看着我们走远。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站在那里，背好像比昨天直了很多，像一棵终于卸了压了二十年的果实的树，瘦了，但终于轻松了。
大巴上，陆砚舟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攥着那封信，没有拆。
“你不看看？” 我问。
“回去再看。” 他说，声音还是哑的，“现在看了，我会哭。”
我看着他。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泪，咬着唇，忍着。
“好。” 我说，“回去再看。”
大巴驶上高速。窗外的麦田一片一片往后退，阳光照在上面，像金色的海。
陆砚舟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的手指还攥着那封信，攥得很紧，指节都白了。
我看着他，也闭上了眼睛。
包里装着方秀兰藏了二十年的信，口袋里装着陆鹤鸣的罪证，手机里存着顾衍之的承诺。
沈若当年没走完的路，我们终于替她，一步一步，踩出了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