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吗？”
“还有我的病历。重度抑郁的诊断书。自残的就医记录。”
“你丈夫知道吗？”
“知道。他说我太闲了。”
周律师取下眼镜，用袖口擦了一下，重新戴上。
“林女士，”她说，“这些证据全部提交的话，我有把握做无罪辩护。”
她把手机推回我面前。
“最后一个问题。这些证据，你准备了多久？”
我看着那部手机。
从第九年那个深夜，我听到婆婆打电话的那一刻起，到现在。整整一年。一年里，每一个假装顺从的早上。每一次低头认错的时候。每一句“对不起妈”。每一次弯腰。
跪着的媳妇在收集。
站起来的女人准备开枪。
“一年。”我说。
周律师站起来，敲了敲门，示意法警谈话结束。走到门口时，她回过头。
“将近四十分钟的录音，”她说。
“四十分钟，”我说，“每一分钟都是。”
门关上了。
拘留室重新安静下来。光灯还在嗡鸣。墙壁上的小窗户透进来一丝灰白色的光——天快亮了。
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手机贴在大腿外侧的口袋里，屏幕已经不烫了。但我能感觉到它的重量。
三十九分钟四十七秒的重量。
一年的重量。
十年的重量。
外面有人在走廊里走动。钥匙碰撞的声音。对讲机里断断续续的人声。这座城市正在醒来，而我在等。
等法庭的门打开。等那四十分钟变成四十颗。等所有人听见那个深夜，ICU病房门外，一个“病危”的老人在电话里笑着说——
“她就是个牲口命。”
天亮了。
03
拘留室的灯整夜没关。
着墙壁，光灯的白光从头顶浇下来，把影子压成脚边薄薄的一层。窗户太高了，看不见外面，只能从光线的颜色判断天亮了没有。
灰白色漫进来的时候，我闭上眼。
然后看见了自己十年前的样子。
那个还会哭的女人。
婚后第三个月，婆婆查出了高血压。
那天陈浩从医院回来，脸色不太好。他把化验单放在茶几上，坐在沙发里闷了很久。我倒了杯水递过去，他接过来，没喝，转了半天杯子，抬头看我。
“晚晚，我妈这病，医生说要长期调养。饮食要清淡，少盐少油，情绪不能激动。”
我说好，明天开始我做饭。
“外面的保姆她不放心。”陈浩又补了一句，声音低了半度，像在商量，又像在下通知，“她说就认你。”
就认你。
这三个字，我后来听了十年。每一次听，都像有人往我脖子上套一绳，不紧，但永远不松。
从那天起，我的闹钟定在了凌晨五点。
菜市场六点开门，去晚了，新鲜的芹菜和苦瓜就被人挑走了。婆婆说这两种菜降压最好。五点半出门，骑车二十分钟到市场，挑菜、讲价、装袋，六点半到家。洗菜、切菜、煮粥、炒两个清淡的菜，七点整，把早饭端到婆婆床前。
第一顿饭，婆婆吃了一口，放下筷子。
“淡了。”
我重新炒了一盘。她又吃了一口。
“咸了。”
我炒了第三盘。
她吃完后把碗往床头柜上一搁，没看我，说了一句：“明天少放半勺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