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拦了我两次。第三次，我报出接头暗语，她脸上的职业微笑僵了一瞬，侧身让路。
周霆的办公室在顶层，整面落地窗对着湛城的天际线。空调温度压得很低，我一进门就起了鸡皮疙瘩。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但目光没有落在纸面上。指尖在桌沿无规律地敲击，食指和中指交替——焦虑的肢体语言。
“你就是那天晚上来的那个清理工？”他抬头打量我。这次没戴口罩和护目镜，他看清了我的脸。
二十二岁，马尾辫，棉外套，帆布包。和他常接触的所有女性都不一样。
“是。”
“看着比我想的年轻。”
【这句话我平均每个月听两次。上一个说这句话的客户在三天后又了一个人。年轻人总是被低估——无论是清理工还是人犯。】
我没接茬，直接坐下。
“邻居的信息发一下。哪层，哪户，听到了什么内容，你判断的可信度。”
周霆盯着我看了两秒，然后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推过来。
“四十二楼，4203。那天晚上十一点多她出来倒垃圾，说听到隔壁有东西摔碎的声音和女人的尖叫。她跟物业投诉了，物业压下来了，但她不一定压得住。”
我扫了一遍信息。独居女性，五十七岁，退休中学教师。
“她跟其他人说了吗？”
“不确定。”
“不确定的事最贵。”我把纸折好放进口袋，”二级处理的基础报价你应该收到了。邻居这种情况，变量多，价格上浮百分之五十。”
周霆的下颌肌肉绷了一下。
“上次清理已经是三倍了。”
“上次是一级。这次是二级。不同产品线。”
“你们组织就是这样做生意的？”
我看着他。他的衬衫今天换了，深蓝色，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痕迹。但他的右手食指侧面有一道浅浅的划痕——大概是那天晚上摔马克杯时留下的。那颗碎瓷片的釉面角度和这道伤口完全吻合。
“周先生，”我说，”您的右手食指上有伤。您应该知道，每多一个知情人，您的风险敞口就多一个。我的价格对标的不是服务成本，是您的风险敞口。”
他的敲击停了。
“换句话说——”我站起来，”您越急，我越贵。但我向您保证，贵有贵的道理。您不会在任何警方档案里看到当晚的记录。”
说到警方，我想起了一件事。
昨天下午，湛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一个年轻刑警——方鸣——提交了一份关于何颂宜的失踪人口调查申请。
岑洄告诉我的。他的原话是：”已处理。何颂宜父亲以’女儿出国进修’为由撤回了报案。方鸣的队长给他分了三个新案子，他连抬头的时间都没有。”
整个过程不到十八个小时。
法律在这座城市里的有效半径，大概和我手电筒的电池一样短。
我走出鼎丰大楼时，滨江的风灌进领口。三月的湛城还没热起来，空气里有湿的铁锈味——或者是我自己的幻觉。这行久了，总觉得空气里有血的气息。
回到出租屋，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在一个没有联网的本地文档里敲下几行字。
这个文档没有标题。内容是一张表格，三列。
第一列：名字。
第二列：与母亲之死的关联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