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府衙门口有一块空地，大概半亩见方，原本是前任元朝官员用来停轿子的。青石板铺得整整齐齐，四角还各立了一拴马桩，桩头上雕着石狮子，张牙舞爪的，一看就价值不菲。
朱重八上任后的第三天，就让人把青石板全撬了。
“将军，”负责府衙修缮的老工匠蹲在石板旁边，脸上的表情像是看到有人把银子往河里扔，“这石板是上好的青石，从采石矶运来的，一块值好几钱银子呢。撬了多可惜。”
“不可惜。撬了种地。”
“种地？在府衙门口种地？”老工匠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大概想说“你是不是疯了”但又不敢说。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小心翼翼地问：“将军，您要种什么？”
“红薯。”
老工匠沉默了。他活了五十多年，见过知府在门口种花，见过知县在门口种竹子，见过富户在门口种石榴树图个吉利。在府衙门口种红薯的，他这辈子头一回见。不止是他头一回见——消息传开之后，整个应天府衙的属官们都跑出来围观了。李善长站在台阶上，手里端着一杯茶，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看一出戏。冯国用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那本从不离身的册子，大概是准备记录什么。徐达靠在拴马桩上，双手抱，嘴角微微上翘。常遇春蹲在撬开的石板旁边，把一块青石单手拎起来掂了掂，说了句“这石头砸人不错”，被汤和瞪了一眼。狗子最高兴，他已经从府衙后院搬来了锄头和水桶，站在朱重八旁边，脸上的兴奋劲像是马上要挖到宝藏。
“重八哥，红薯苗什么时候到？”
“已经在路上了。濠州送来的。”
“濠州？”狗子愣了一下，“马姑娘送的吗？”
朱重八的锄头顿了一下。“……是郭大帅送的。”
“哦。”狗子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我懂了”的意味深长。他自从濠州城门口看到马秀英接过红薯之后，就自动把“红薯”和“马姑娘”这两个词在脑子里焊死了。
青石板全部撬完之后，朱重八亲自下地翻土。他脱了鞋，卷起裤腿，光脚踩在泥土上。泥土是江南常见的黏土，黄中带灰，的时候硬得像石头，湿的时候粘得能扯掉鞋底。他用锄头把土块一块一块敲碎，然后把从城外运来的河泥和草木灰混进去。河泥是黑色的，肥得流油；草木灰是灰色的，松得像面粉。两样东西搅在一起，土的质地立刻就不一样了——颜色变深了，捏在手里松软软的，像发酵好的面团。
围观的人群里，一个穿着长衫的老儒生摇了摇头，对旁边的人低声说：“堂堂一方镇守，不坐在堂上批公文，跑到门口种地。成何体统。”
声音不大，但朱重八听见了。他直起腰，用袖子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光头上也全是汗珠子，被太阳照得亮晶晶的。
“老先生贵姓？”
“免贵姓王，应天府学正。”
“王学正，”朱重八拄着锄头，不紧不慢地说，“您今天早上吃的什么？”
王学正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这个光头将军会突然问他早饭的事。“……米粥。”
“米从哪儿来的？”
“自然是买来的。”
“买米的钱从哪儿来的？”
“俸禄。”
“俸禄从哪儿来的？”
“朝廷——”王学正说到一半，自己闭了嘴。因为应天府已经没有元朝的朝廷了。这座城现在是红巾军的地盘，他王学正的俸禄，是眼前这个光头将军发的。准确地说，是从朱重八打下应天府后接收的府库里拨出来的。
“王学正，”朱重八把锄头往地里一，锄头柄立得笔直，“您吃的每一粒米，都是种出来的。没有种地的人，您有钱也买不到米。我现在种地，不是不成体统，是最大的体统。”
王学正的嘴张了张，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往嘴里塞了一整个馒头。他大概想反驳，但发现对方说的话虽然粗，却找不到反驳的点。种地的人说种地是体统，他一个吃米的人有什么资格说不体统？他看了看向他围拢过来的流民，又看了看朱重八，拱了拱手，什么都没说，退回了人群里。
李善长站在台阶上，抿了一口茶，对冯国用说了一句：“记下来。‘种地是最大的体统’。这句话以后用得着。”冯国用翻开册子，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七个字。
红薯苗是三天后到的。一共两车，用稻草裹着须，叶子虽然蔫了，但须还是湿润的。押车的是濠州来的一个老农，姓刘，五十多岁，种了一辈子地。郭子兴派他来的时候，他以为是去应天府当差，高高兴兴地收拾了行李。到了之后才知道，是来教一个光头将军种红薯的。
“将军，”刘老农站在那块被翻得松软的地旁边，看了看土，又看了看朱重八，脸上的表情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地，是您亲自翻的？”
“是。”
“河泥和草木灰也是您配的？”
“是。”
“比例是多少？”
“三份土，一份河泥，半份草木灰。”
刘老农蹲下来，捏了一把土，在手里搓了搓，又凑到鼻子前面闻了闻。然后他站起来，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朱重八。“将军，您以前种过地？”
“种过。在濠州。”
“种什么？”
“红薯。”
刘老农沉默了。一个将军，在濠州种红薯，到了应天府还种红薯。他在来的路上想过无数种可能——应天府缺粮，将军要屯田；应天府地多，将军要垦荒；应天府有高人，将军请了农学大家来指导。他怎么也没想到，是将军自己要种红薯，而且配土的手艺比他这个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还地道。
红薯苗被小心翼翼地栽进了地里。一共三百株，排成十行，每行三十株，整整齐齐。朱重八亲自栽了第一株——把苗放进挖好的坑里，培上土，轻轻压实，然后浇了一瓢水。水渗进土里的时候，发出轻微的“滋滋”声，像是土地在喝水。
狗子栽了第二株。他栽完之后蹲在苗旁边，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
“狗子，你在念什么？”
“念经。求红薯长得大。”
“你不是和尚。”
“我跟重八哥学的。重八哥在皇觉寺待过，皇觉寺的经肯定灵。”
朱重八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反驳。因为他忽然想起来，自己在皇觉寺的时候，确实在菜园里念过经——不是求萝卜，是因为慧能让他一边浇菜一边念经，说“浇菜的时候念经，菜长得快”。他当时觉得这是扯淡，但菜确实长得不错。后来他想了想，大概是因为念经的时候浇水比较有节奏，水量均匀，菜自然长得好。但狗子不知道这个道理，狗子只知道“重八哥念经，菜就长得好”。
红薯栽完的当天晚上，朱重八在府衙门口立了一块木牌。
木牌上是他用炭笔写的五个大字——“将军试验田”。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擅入者罚挑水三天，踩坏苗者罚挑水十天。”
常遇春路过的时候，盯着木牌看了半天，然后问：“重八，你这牌子写给谁看的？”
“写给所有人看的。”
“万一元兵的探子混进来，把你的苗踩了怎么办？”
“元兵的探子不会踩红薯苗。”
“为啥？”
“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刺探军情，不是破坏农业生产。”
常遇春想了想，觉得有道理。然后他又问：“万一野猪跑进来呢？”
“应天府城里没有野猪。”
“万一有呢？”
“万一有，你就负责砍它。砍完了咱们吃猪肉。”
常遇春的眼睛亮了。“这个活我接。”
从那天起，常遇春每天早晚各绕试验田走一圈，大刀扛在肩上，虎眼圆睁，目光扫过每一株红薯苗，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有一次，一只野狗跑进了试验田，常遇春一个箭步冲上去，大刀都没用，直接一把揪住野狗的后颈，拎起来扔出了围墙。野狗在地上滚了三圈，爬起来夹着尾巴跑了，连叫都不敢叫一声。
狗子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常大哥，你扔狗的手法真熟练。”
“以前当山贼的时候练的。寨子里养的狗不听话，就这么扔。”
“那狗后来听话了吗？”
“听话了。见我就趴下。”
狗子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试验田里的红薯苗。苗安安静静地立在土里，叶子在晚风中轻轻摇晃，大概也在庆幸自己没有被常遇春扔出去。
试验田的红薯种下去之后，朱重八开始搞第二件事——屯田。
他召集应天府所有百户以上的将领和文官，在府衙大堂里开了一场会。人到齐了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讲话，是让狗子把一块木板挂在了墙上。木板上贴着一张巨大的纸，纸上画着一张表格——横轴是各营各队的番号，纵轴是每个月要完成的垦荒亩数。表格的右下角用炭笔写了四个大字：“军令如山”。
“从今天起，”朱重八站在木板前面，手里拿着一细竹竿当教鞭，“应天府所有驻军，分批轮换，三分守城，七分种地。城外无主荒地，分片包，各营各队自己认领。每亩地打多少粮食，我这里有数。超产的，赏；达不到的，罚。赏什么罚什么，表格上写得清清楚楚。”
帐内一片哗然。
赵铁头第一个站起来，光头上的青筋都跳起来了。“将军，我们是兵！兵是打仗的，不是种地的！”
“你当兵之前是什么的？”
赵铁头愣了一下。“打铁的。”
“打铁之前呢？”
“……种地的。”
“那不就得了。你本来就是种地的，当了兵就不认祖宗了？”朱重八的竹竿在表格上敲了敲，“种地不丢人。饿肚子才丢人。应天府库里的粮食，够咱们吃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怎么办？跟元兵抢？抢得到算本事，抢不到呢？喝西北风？”
赵铁头张了张嘴，坐下了。他想起石佛寨分腌肉的时候，这个光头账房说过“每人一片不多不少”，后来确实每人一片不多不少。他还想起挖壕沟的时候，这个光头账房说过“得多吃得多”，后来确实得多的班次多分了半块饼子。朱重八这个人，说的话不好听，但算数。
“还有谁有问题？”朱重八的竹竿在空中点了点。
“我有。”一个声音从角落里传出来。
是汤和。他举着手，脸上的表情很认真。“将军，我不会种地。我从小给人放牛，没种过地。”
“放牛也是农业。算你半专业。”
“那我能养牛吗？”
“能。养死了你赔。”
汤和把手放下了。
“我也有问题。”常遇春的大嗓门震得帐顶的灰尘簌簌往下掉，“将军，我砍人还行，种地真不会。我连锄头都没摸过。”
“你当山贼之前是什么的？”
常遇春沉默了一瞬。“……猎户。”
“猎户也是种地的。山里有山田。”
“那是我们家种的，不是我。我从小就跟着我爹打猎。”
“那你至少见过种地。比完全没见过强。见习期一个月，一个月之后考核，考核不过扣肉。”
常遇春的脸抽搐了一下。扣肉对他来说，比扣饷银还难受。他自从在石佛寨吃过一顿腌肉之后，就把“吃肉”列为了人生的头等大事，优先级甚至排在砍元兵之前。
“那要是考核过了呢？”他问。
“过了赏肉。双份。”
常遇春的眼睛亮了。“成交。”
屯田令颁布的第二天，朱重八又颁布了第二道令——民屯令。
应天府城外的流民，愿意留下来的，官府分给土地、种子、农具，三年免赋税。不愿意种地的，可以编入军屯，当屯田兵，管吃管住，每月还有几十文钱的饷银。
布告贴出去的第一天，城门口的布告栏前面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流民们伸着脖子看布告上的字，大多数人看不懂，因为不识字。狗子自告奋勇，搬了个木箱子站在上面，大声念布告的内容。他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停下来，问旁边的冯国用。冯国用就在旁边站着，手里拿着册子，狗子念错一个字他就纠正一个字。
“应天府……招……民屯。凡流民愿留者，官给土地、种……子、农具，三年免……免赋税。”
“什么叫免赋税？”人群里有人问。
狗子愣了一下，回头看冯国用。冯国用低声说了几句，狗子转过头，大声说：“就是三年不用交粮！种出来的全是自己的！”
人群轰的一声炸了锅。
“真的假的？三年不用交粮？”
“官给种子？还给农具？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
“骗人的吧！官府什么时候对老百姓这么好过？”
狗子站在木箱子上，脸涨得通红。他想解释，但底下的人声浪太大，他的声音完全被盖住了。他急得额头上全是汗，回头看了看朱重八。朱重八就站在布告栏旁边，靠着一棵歪脖子柳树，手里拿着一块红薯，不紧不慢地嚼着。他的表情很平静，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个场面。
等议论声稍微小了一点，他站直了身子，走到木箱子旁边。狗子赶紧跳下来，把位置让给他。
朱重八没有站上去。他就在人群中间站着，光脚踩在泥土上，裤腿上还沾着试验田里的泥点子。
“诸位，”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不知道为什么，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下来，“我知道你们不信。换了我，我也不信。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官府给地给种子给农具，三年不交粮——这不是白送吗？”
人群里有人点头。
“不是白送。”朱重八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一截，“应天府刚打下来，地多的是，人不够。地荒着，就是废的。你们来了，地有人种了，粮食有了，应天府就活了。你们活，我也活。你们饿死了，我也长不了。所以不是白送，是合伙。你们出力气，我出地和种子。三年之后，地是你们的，粮是你们的，税交三成。公平不公平？”
人群沉默了。然后一个黑瘦的中年汉子站了出来。他穿着一身破得看不出颜色的短褐，肩膀上扛着一把锄头——锄头刃口都卷了，但擦得很净，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也爱惜了很多年的家什。
“将军，”他的声音沙哑，像是砂纸磨木头，“您说的话，算数吗？”
“算数。”
“拿什么保证？”
朱重八沉默了一瞬。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脱下了自己的靴子。
不是因为他想用靴子保证什么，是因为他的脚上全是泥。试验田里的泥。他把靴子拎在手里，光脚站在黄土上，脚趾头沾满了泥巴，脚底板有一层厚厚的茧子。
“我这双脚，跟你们一样。泥腿子。我跟你们保证的事，就是我这双脚踩出来的。”
黑瘦汉子盯着他的脚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放下锄头，单膝跪了下来。
“将军，我刘老三种了二十年地，东家的地种过，官府的地种过，从来没听过‘三年免赋’这四个字。今天头一回听。冲着这四个字，我留下。”
他身后的流民们，一个接一个地跪了下来。不是被的，是真的想留。在元朝的土地上跑了半辈子，第一次有人说“地是你们的”。这句话比任何金山银山都值钱。
当天晚上，老钱的登记桌前排起了长队。流民们一个一个地登记姓名、籍贯、家中人口、愿领多少亩地。老钱的秃毛笔写到半夜，笔尖秃得不能再秃了，又换了一支。狗子在旁边磨墨，磨得满手都是墨汁，脸上也糊了两道，但眼睛亮得惊人。
“重八哥，”他一边磨墨一边说，“今天登记了多少人？”
“七百多户。”
“一户按五口人算，就是三千五百人。”
“你算术进步了。”
“重八哥教的。”狗子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那这些人，明天就有地种了？”
“明天就分地。分了地，就发种子和农具。”
“那明年这个时候，应天府就有粮食了？”
“不止应天府。整个江南，以后都有粮食。”
狗子的眼睛亮得像两盏灯笼。他低下头，继续磨墨，磨得比刚才更起劲了。墨水溅到了他的鼻尖上，他也没擦。
屯田令和民屯令推行了一个月之后，应天府城外的荒地面貌全变了。原本长满枯草的土地被一块一块开垦出来，翻过的泥土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深褐色的光泽。田埂修得笔直，水渠挖得规整，从秦淮河引来的水流沿着渠道哗哗地淌进田里，声音好听极了。每块田的地头都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负责耕种的队伍番号或农户姓名，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
朱重八每天傍晚骑着那匹黄马出城转一圈。他看田埂修得直不直，看水渠挖得深不深，看秧苗长得齐不齐。看到哪块田的苗发黄，就下马蹲在田埂上，捏一把土看看，然后告诉种地的人加多少河泥、撒多少草木灰。有一次他看到一块田里的苗长得稀稀拉拉，问负责的百户是怎么回事。百户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朱重八当场把他就地免了，换了一个会种地的老兵顶上。
消息传开之后，各营各队的屯田兵都拼了命地伺候自己的地。不是因为怕免职——是因为谁都不想在全营面前丢人。赵铁头负责的那片地长得最好，苗齐刷刷的，绿得发黑。他每天早晚各巡一次，看到有虫子就用手捉，看到有杂草就蹲下来拔。有一次常遇春路过他的地头，随口说了句“这苗长得不错”，赵铁头的嘴角翘了一整天，晚上破天荒地多喝了一碗粥。
试验田里的红薯也在疯长。
三百株红薯苗，栽下去的时候蔫头耷脑的，不到半个月就全部挺起来了。藤蔓爬满了田垄，叶子绿得发黑，大得像巴掌。狗子每天早晚各浇一次水，浇水的时候必定要念一遍“红薯经”——“叶子长得大，红薯长得壮，马姑娘吃了说甜。”他念的声音很小，但每次念完，都要看一眼濠州的方向。
朱重八假装没听见。
有一天傍晚，他从城外巡视回来，看到试验田旁边围了一群人。走近了一看，是王学正。这位当初说“不成体统”的老儒生，正蹲在田埂上，手里捏着一片红薯叶子，翻来覆去地看。他旁边还站着几个应天府的属官，一个个伸着脖子，像是在看什么稀罕物件。
“王学正，”朱重八走过去，“您今天怎么有空来看红薯了？”
王学正站起来，拱了拱手。脸上的表情比一个月前复杂了很多——有尴尬，有佩服，还有一种读书人特有的、遇到新奇学问时的好奇心。“将军，老夫种了一辈子花，没见过长得这么快的藤蔓。这红薯，从栽下去到现在，不过一个月吧？”
“一个月零三天。”
“一个月零三天，藤蔓就爬满了田垄？”王学正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老夫院子里种了一架葡萄，三年了，藤还没爬满架子。”
“红薯和葡萄不一样。红薯是块作物，养分往里走，藤蔓自然长得快。葡萄是藤本果树，养分要供藤、供叶、供果，分散了。”
王学正愣住了。“块作物？藤本果树？将军，这些词……老夫从未在农书上见过。”
“自己琢磨的。”
王学正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弯下腰，对朱重八深深作了一个揖。
“将军，老夫之前说您在府衙门口种地不成体统，是老夫见识短浅。您这块地，种的不是红薯，是应天府的命脉。老夫服了。”
朱重八把他扶起来。扶的时候注意到王学正袖口上沾了泥——大概是刚才蹲在田埂上沾的。一个学正，袖口沾了泥，这在以前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
“王学正，您要是真服了，就帮我个忙。”
“将军请说。”
“把您在院子里种葡萄的本事，教给城外的屯田兵。葡萄种好了，能酿酒。酿了酒，能卖钱。卖了钱，能买粮。”
王学正的眼睛亮了。他种了一辈子葡萄，从来只当是风雅之事——葡萄架下摆一张石桌，月明之夜温一壶酒，约三五好友品诗论文。头一回有人告诉他，葡萄能酿酒，酿酒能卖钱，卖钱能买粮。风雅变成了生计，他不但没有觉得被冒犯，反而觉得这件事忽然有了分量。
“将军，老夫明天就去。”
“不急。先尝尝红薯。”
朱重八从怀里掏出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他从濠州带来的最后几块红薯——晒了七天，抹了蜂蜜，颜色像琥珀，边缘微微卷起。王学正接过一块，对着夕阳照了照，然后放进嘴里。嚼了一下，两下。
“甜。”
“晒的时候抹了蜂蜜。”
“将军自己晒的？”
“是。”
王学正沉默了一瞬。他大概在想，一个将军，自己种红薯，自己晒红薯，随身带着红薯分给别人吃。这个将军和他这辈子见过的所有官都不一样。他把剩下的红薯小心翼翼地包好，放进袖子里，又作了一个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试验田。藤蔓在晚风中轻轻摇晃，叶子绿得发黑，像是在跟他挥手。
红薯丰收的那天，应天府衙门口又围满了人。
比栽苗那天围的人还多。因为消息提前三天就传出去了——“将军试验田的红薯要收了，据说一个有拳头那么大。”拳头那么大的红薯，在元末的江南，属于传说中的东西。江南不产红薯，本地人连见都没见过，只听过从北边来的流民说，有一种地里的东西叫“番薯”，甜的，能当饭吃，一个能顶一碗米。
朱重八亲自挖了第一株。他把锄头进土里，小心地撬松周围的泥土，然后拽着藤蔓往上一提。红薯出土的那一刻，围观的人群发出了一阵惊呼——不是拳头那么大。是比拳头还大。最大的一颗，有狗子的脑袋那么大。
狗子抱着那颗红薯，眼泪都出来了。“重八哥！比我脑袋还大！”
“你脑袋本来就不大。”
“那也比拳头大！”
常遇春蹲在旁边，拿起一颗红薯，掂了掂分量，又看了看自己的拳头。他的拳头在红巾军里是出了名的大，握起来像一只铁锤，当年当山贼的时候一拳能砸碎一块砖。但这颗红薯，比他的拳头还大一圈。他把红薯举到眼前，左看右看，络腮胡子里露出一个罕见的、带着一点憨气的笑容。
“这东西，比肉实在。”
“你不是只认肉吗？”
“肉不能种。这东西能种。”
朱重八看着他，忽然觉得常遇春这个人比表面看起来聪明得多。他嘴上是粗，心里其实有一杆秤。肉不能种，红薯能种——这句话把农业文明的本质说得明明白白。狩猎文明吃肉，农业文明吃粮。能吃粮的民族，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扎。
王学正站在人群最前面，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一边看一边记。他记下了红薯的大小、重量、颜色、口感。写到“口感”两个字的时候，他顿了一下，又加了一行小字：“味甘，如蜜，可充粮，亦可制。将军曰：此物亩产可达十余石。”写到“十余石”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一下。江南的水稻，亩产不过两石左右。十余石，是水稻的五六倍。这意味着什么，他这个学正比任何人都清楚。
试验田的红薯一共收了四千多斤。朱重八让人把最大的一批挑出来留作种薯，剩下的分成三份。一份送到伙房，给全军加餐；一份分给屯田的流民，让他们明年自己种；最后一份——他让狗子用竹筐装了满满一筐，上面盖了一块净的白布。
“这一筐送哪儿？”狗子问。
朱重八没有回答。他拿起炭笔，在一块木板上写了两个字，在竹筐上。
“濠州。”
狗子看了一眼木板，又看了一眼朱重八，嘴巴张成了一个圆形，然后缓缓合上，露出一个“我懂了”的笑容。他抱起竹筐，小心翼翼地放到了辎重车上。竹筐被固定好之后，他又在上面盖了一层油布，怕下雨淋湿。
当天晚上，朱重八坐在府衙后院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块新晒的红薯。月光很亮，照在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柳树上，柳枝的影子在地上轻轻摇晃。红薯嚼在嘴里，甜丝丝的。和濠州的甜不一样——濠州的红薯是土里长出来的甜，带着一股黄土的淳厚；应天府的红薯多了一层江南水土的润泽。
“将军。”
他回过头。冯国用站在月亮门下面，手里拿着那本永远不离身的册子。
“怎么了？”
“今天的屯田旬报出来了。军屯垦荒一千二百亩，民屯垦荒八百亩。合计两千亩。”冯国用的声音很平静，但手指在册子上轻轻敲着，透出一丝不常见的兴奋，“按亩产两石算，明年能收四千石粮食。加上红薯——按亩产十石算——还能再多收几千石。应天府的，解决了。”
朱重八嚼着红薯，没有说话。
“将军，”冯国用合上册子，“您从一开始就知道红薯能成？”
“不知道。”
“那您为什么还在府衙门口种？”
“因为不种一定不成。种了，至少有一半机会。”
冯国用沉默了一瞬，然后在他旁边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两个人在月光下坐着，一个嚼红薯，一个翻册子。谁都没有说话。院子里的蟋蟀叫得很响，一声接一声。
过了好一会儿，冯国用忽然开口了。“将军，红薯的事解决了，粮食的事解决了。但有一件事，比粮食更麻烦。”
“什么事？”
“钱。”
冯国用翻开册子，把最近三个月的账目念给朱重八听。应天府库里的铜钱，从接手那天起就没增加过。不是没人交税——是交了税也没用。元朝末年滥发纸币，钞法崩溃，纸币成了废纸，老百姓只能以物易物。应天府收上来的税全是实物——粮食、布匹、柴草、牲畜。粮食能吃，布匹能穿，但修城墙需要买石料，打造兵器需要买铁，给士兵发饷需要钱。没有钱，什么都不了。
朱重八把最后一口红薯咽下去，沉默了很久。粮食能种，钱不能种。穿越者能解决农业问题，但货币问题，不是靠种地能解决的。
“冯国用。”
“在。”
“江南最大的盐商是谁？”
冯国用翻开册子，翻到某一页。“扬州沈家。沈万三。”
朱重八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敲。沈万三。这个名字他在现代听过。江南首富，传说中富可敌国，连朱元璋都眼红他的财富，最后找了个借口把他抄家流放。但那是后来的事。此刻，沈万三还活着，还在扬州做盐商生意，富得流油。更重要的是——沈万三有钱。
“派人去扬州。请沈万三来应天府一趟。”
“将军要见他？”
“见。不光见，还要跟他谈一笔生意。”
冯国用合上册子，站起来，掸了掸衣摆上的灰。“以什么名义请？”
“就说——应天府有一桩天底下最赚钱的买卖，问他敢不敢做。”
冯国用的嘴角弯了一下。他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记在了册子上，然后转身走出了月亮门。月光照在他清瘦的背影上，把影子拉得很长。
朱重八继续坐在台阶上，手里捏着空了的油纸包。试验田的红薯收了，屯田的地开出来了，应天府的人心稳住了。但钱的事，比粮的事复杂一百倍。沈万三不是流民，不是王学正，不是赵铁头。他是商人。商人认的是利。你跟他讲“三年免赋”，他只会问你“我投进去的钱，几年能回本”。
他站起来，走到试验田旁边。红薯藤已经被清理净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田垄。他蹲下来，抓了一把土。土是黑的，河泥和草木灰养出来的，肥得流油。
“狗子。”
狗子从月亮门后面探出脑袋。“在！”
“明年开春，这块地种什么？”
“红薯啊。”
“除了红薯呢？”
狗子挠了挠头。“种……种萝卜？”
“种桑树。”
“桑树？”
“桑叶养蚕，蚕粪喂鱼，鱼塘的淤泥肥桑。桑、蚕、鱼、泥，转起来，一地能生三地的钱。”
狗子的嘴巴张成了一个完美的圆形。他大概没听懂“桑基鱼塘”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但他听懂了“一地能生三地的钱”。在他的认知体系里，“生钱”这两个字比任何高深的学问都有说服力。
“重八哥，你这法子又是从哪儿学的？”
“自己琢磨的。”
狗子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写着“你又骗我但我习惯了”。然后他蹲下来，学着朱重八的样子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搓了搓，凑到鼻子前面闻了闻。月光照在他脏兮兮的脸上，照出两道墨迹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重八哥，明年桑树长起来的时候，马姑娘的红薯也该晒好了吧？”
朱重八没有回答。他把手里的土撒回田垄上，站起来，拍了拍手。
应天府的月亮，和濠州的一样圆。只是隔了三百里路，红薯寄过去，不知道还甜不甜。
月光下，应天府的城墙在远处静静伫立。城头上，红巾军的旗帜在夜风中猎猎作响。试验田的泥土里，明年春天的桑树苗还没有栽下，但已经在朱重八的脑子里扎下了。
钱荒的事，明天再说。
先等沈万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