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背着半篓金银花从山里回来。
秋天的金银花开得不如夏天多了，但花朵更厚实，香气也更沉。祖母说这时候采的花晒后药性最足，泡水喝能清肝明目。我把竹篓斜挎在肩上，沿着河岸走，远远就看见桥头站着一个人。
是那个人。
他站在河边，手里拿着相机，对着水面拍了很久。我走近的时候，他居然没有发觉。他的姿势很专注，身体微微前倾，右眼贴着取景器，左手稳稳地托着镜头，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水面上什么都没有——没有鸟，没有鱼，没有船，只有夕阳碎成的一片橘色的光。那些光被微风推着，在水面上轻轻颤动，碎成无数细小的亮点，像谁撒了一把金粉。
“没有鸟，也没有鱼。”我说。
他放下相机，侧头看我。这一次，他的目光比上一次更直接了一些，但还是很温和，像冬天晒太阳的那种暖，不烫人。
“我就是想拍下这片光。”他慢慢地说，声音被河风吹得有些散，像一片叶子在水面上打了几个旋，“下午四点半的光，落在水面上会碎成十二种颜色。”
十二种颜色。
我从小就认识河滩上每一种石头，能叫出山里每一种花的名字，会看云识天气，能从水流的声音判断上游有没有下过雨。但我从来不知道，碎在水面上的光有十二种颜色。
我盯着水面看了好一会儿。还是橘色的，碎碎的，亮亮的。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
“拍照片的。”他说。然后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以前给人拍，现在拍山水。”
他说话的节奏很慢，像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才说出口。这种说话方式在山里很少见。这里的人说话快，嗓门大，隔着半条河都能听见谁家在喊谁吃饭。
我没再多问。山里来的陌生人，总有些自己的故事。不该打听的就不打听，这是祖母教我的道理。
但他住在桥那头，我在桥这头，要进山就得经过他的门。
慢慢地，我过桥的次数变多了。
从前我进山走西边的路，出山走东边的路，桥只是经过，不算在路线里。可自从那个人住了下来，我绕远也会从桥上走一趟。有时候自己都没察觉，等走到桥中央了，才反应过来——哦，我又走这条路了。
有时候他在河边坐着，面前支着三脚架，镜头对着远处不知名的方向，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时候他蹲在桥下的石阶上，用手拨着水面，把倒影搅碎，再等它慢慢聚拢，像是在研究什么，又像只是发呆。
最常看见的是黄昏。他坐在门槛上，相机搁在膝盖上，一个人看着天色慢慢暗下去。他的侧脸被晚霞染成淡金色，轮廓很深，像山水画里用焦墨勾出来的线条。他看起来很安静，但不是那种舒服的安静，而是像一个人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四周都是海水，没有人能游过去。
我们渐渐地开始说话。
起先是我经过的时候他点个头。后来是他递过来一个刚摘的梨——他在后院发现了一棵野梨树，结的果子不大，但很甜。再后来是我坐在他门前的石阶上，看他调那些我看不懂的参数。他的相机上有好几个按钮，他按起来很快，手指灵活得像在弹琴，但一旦停下来，就会盯着屏幕发很久的呆。
“你叫什么名字？”有一天他问。
“阮青禾。”我说，“阮是阮那个阮，青是青色的青，禾是禾苗的禾。”
他听了以后，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好名字。”
“你呢？”
“沈砚洲。”他说，“沈阳的沈，砚台的砚，洲是沙洲的洲。”
“京城来的？”
他点头：“京城在北边，很远很远了。”
“三千六百里。”我说。
他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上学的时候地理课学过。”我说，“我们这儿到京城，直线距离三千六百里。”
他没说话，看着我，目光比平时多了一点什么。是意外，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
“你怎么把自己弄到我们这山沟沟里来了？”我问。
他没直接回答。沉默了一会儿，指着对面山上被夕阳染成金色的崖壁说：“那里可以攀上去吗？”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座崖壁叫鹰嘴崖，因为形状像鹰嘴而得名。崖壁几乎是垂直的，但侧面有一条隐蔽的小路，只有山里人才知道。
“可以。”我说，“山上的路我闭着眼睛都能走。”
“你闭着眼睛走过？”
“……那是夸张的说法。”
他嘴角的弧度又大了一点：“但你要去那里做什么？”
“那里看落的角度最好。”他说，语调和平时不太一样，像是在说一件很郑重的事情，“整个山谷都能收进去，光会从山顶往河谷里沉，先是金的，然后是紫灰的，然后是深蓝的。”
他说起光的时候，语气变得很轻很柔，像在念一首很轻很轻的诗。他的眼睛也亮了一些，不再像老井那样沉，而是像溪水，有光在流动。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晒成小麦色的手臂，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草药渍。忽然有一些局促，把手藏到身后去了。
“明天落之前，我带你去。”我说。声音比我预想的要低，低得像是只说给自己听的。
但他听见了。
他笑了。那是他来这里之后，我第一次看他笑得舒展。不是礼貌性的微笑，而是真正的、从心底涌上来的笑。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三道细细的皱纹，像是风吹过水面留下的痕迹。
那一刻，河面上的光碎成了什么颜色，我忘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