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国，”林惊蛰接话，目光冷得像淬了冰，“沈辞的父亲。”
“对。”
凉亭里安静了片刻。晨风吹过，带来一阵桂花的甜腻香气，甜得发腥。
林惊蛰把文件收好，抬眼看向程让：“你为什么帮我？”
程让没立刻回答。他拿起林惊蛰的保温杯，给自己倒了杯普洱，喝了一口，眉头皱起来——茶浓得发苦。
“三年前，我办过一个案子，”他看着杯底的茶叶，“一个农村女孩，被当地慈善基金以‘医疗救助’的名义骗走了一颗肾。基金会的理事，是某个豪门的白手套。我查到一半，证据被烧，证人翻供，女孩在‘意外’火灾里死了。”
他放下杯子，指尖在杯沿划了一圈：“那个基金会，叫‘沈林慈善医疗基金’的分支。我查了三年，够立案，但不够扳倒背后的人。直到你出现。”
“所以我们是盟友，”林惊蛰说，“不是朋友。”
“对，”程让抬眼看她，目光锐利，“我帮你，是因为你要掀的这张桌，也是我想掀的。但林惊蛰，我得提醒你——沈家不是沈辞一个人。他背后有董事会，有政商关系网，还有……”
“还有二十年没被人碰过的脏钱，”林惊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袖口，“我知道。所以我才需要你在明处，我在暗处。程律师，你愿意做我的刀鞘吗？”
程让看着她。
晨光从凉亭的雕花栏杆里漏进来，在她脸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条纹。她的眼睛黑得惊人，像两口深不见底的井，井底沉着某种他熟悉的东西——
那是被背叛过的人才会有的、绝对的清醒。
“可以，”他说，“但有一个条件。”
“说。”
“别死，”程让站起身，比她高出一个头，声音压得极低，“我等了三年才等到这把刀，刀要是折了，我会很失望。”
林惊蛰微微一笑，那笑容礼貌、疏离，像一张画上去的面具。
“放心，”她说，“我死过一次了，那次没死成，以后就很难死了。”
她转身离开凉亭，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踏在落叶的断裂点上，发出细碎的、令人牙酸的声响。
回到别墅客厅时，气氛不对。
沈辞坐在主位沙发上，身边坐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张医生，沈家二十年的“家庭医生”。他面前摊着一个医药箱，里面摆着听诊器和血压计，像一场精心布置的舞台剧。
而观众，是满屋子的镜头。
“惊蛰，你回来了，”沈辞站起身，脸上挂着一种近乎悲悯的宽容，“我正要去找你。张医生来了，给你做个全面检查。昨晚的事，我不怪你，妈也不怪你，我们都知道你病了，病得很重。”
他走过来，伸手想揽她的肩，姿态像一个体贴的丈夫。
林惊蛰侧身避开，动作自然得像在避开一块绊脚石。
“沈先生，”她声音不大，但麦把每个字都收得清清楚楚，“你刚才说‘我不怪你’时，嘴角上扬15度，但眼轮匝肌没有收缩，颧大肌牵拉不对称——这是轻蔑的社交假笑。以及，你左手无名指在敲击裤缝，频率每秒1.5次，伴随轻微的肩周肌肉紧张，这是焦虑发作的前兆。”
她微微偏头，看穿透他的伪装：
“你在怕什么？怕我下一句话？还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