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山里躲了七天。
七天里，我只吃了一顿饭，睡了不到十个时辰。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一闭眼就是南安县的火光，一睁眼就是母亲和妹妹们的脸。
春兰比我还累。她要照顾马车、照顾云岫、照顾那个老婆婆，还要帮我探路。
“大小姐，”有一天夜里她靠在我肩上说，“我要是死了，你把我埋在这山里，这里风景好。”
“胡说什么。”
“我说真的。跟着大小姐，死了也不亏。”
我伸手掐了她一把。这次她没躲。她太累了，掐了也没力气躲。
第八天，消息传来了。
叛军攻陷了南安县，烧了半个县城。十二云庄被烧了，沈家的藏书楼烧了一夜。沈万山的田庄被抢了，粮食一粒不剩。
这些是陆续逃出来的人带来的消息。
“沈家人呢？”我问。
“不知道。有的说跑了，有的说被困在城里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
沈静渊。梅若兰。沈夫人。沈静澜。
我知道我不应该再为他们心了。沈静渊是别人的丈夫，与我无关。但我还是止不住地想——他们还活着吗？
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把我拉到一边。
“云锦，我知道你放不下沈家。但你得想想你自己，想想妹们，想想这个家。”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第十天，叛军开始搜山了，我们不能再待在原地了，得继续往南走。
我把那个老婆婆安置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村子里，给她留了一袋子粮食和一吊钱，带着一家人继续南下。
走的那天，老婆婆跪在村口给我磕头。我拉她起来，她不起来。
“姑娘，你会发大财的。”她说，“你这样的人，老天爷不会亏待的。”
我不信老天爷。但那一刻，我希望她说的是真话。
第十五天，我们到了临安县。这里还没被叛军占领，城里还算安稳。我用身上仅剩的银子租了一间小院子，把母亲和妹妹们安顿下来。
“爹，”我说，“咱们先住下。等局势稳了，再想办法。”
父亲点了点头，没说话。
那天夜里，我听见父亲在隔壁房间里哭。声音很轻，但我还是听见了。
父亲这辈子没哭过。
我坐在漆黑的屋子里，把脸埋在膝盖里。
春兰推门进来，把一碗热汤放在桌上。
“大小姐，喝汤。”
“不饿。”
“沈大小姐，您再不喝，我就自己喝了。”
我抬起头，看着她。春兰端着碗，站在门口，头发散了，脸上有泥，衣裳破了一个口子。
“春兰。”
“嗯？”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八年了，大小姐。”
“后悔吗？”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不后悔。下辈子还跟大小姐。”
我把汤喝了。
在临安县住下后，我开始盘算未来的路。
父亲手里还有最后一张底牌——临安县有一处田庄，不大，只有三十亩地，是父亲早年买下的，一直租给别人种。我们到的时候，那家佃户已经跑了，地里荒着，野草比人还高。
“三十亩地，能养活咱们么？”母亲问。
“够了。”我说，“省着点吃，够了。”
我在临安县城里转了一圈，发现这里的粮价已经涨了三倍。叛军一到，粮食就成了最金贵的东西。
我兜里只有不到十两银子了。
这些银子，要吃饭，要租房，要养一家老小。不能坐吃山空，得想办法赚钱。
“春兰，你帮我去打听打听，县城里哪家铺子缺人手。”
“大小姐，您要去给人做工？”
“不然呢？银子会从天上掉下来？”
春兰张了张嘴，咽回去了。
第二天，春兰打听到一个消息——城东的粮铺在招伙计，管吃管住，月钱五百文。
五百文，够买五十斤糙米。
去了粮铺，掌柜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问：“你是哪里人？”
“南安县的，逃难来的。”
“识数吗？”
“识。”
“来做工吧。月钱四百文。”
“不是五百文吗？”
“那是招男人的价。女人，就四百。”
我看着他，忍了。
“好。”
第一天做工，从早站到晚，搬米、称米、算账、招呼客人。忙得脚不沾地，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晚上回到租住的小院子，春兰给我打水洗脸。水是凉的，洗在脸上，激得我一个哆嗦。
“大小姐，您的手……”
我低头一看，手上磨出了两个血泡。
“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您从小到大，连碗都没洗过……”
“那是以前。”我把手缩进袖子里，“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
子一天一天地过。
每天早上天不亮起床，去粮铺做工。晚上回来，帮云屏做针线，给云岚讲功课，哄云岫睡觉。
母亲身体不太好，一直咳嗽。父亲整不说话，坐在院子里发呆。
我像一个陀螺，被生活抽着转，不敢停下。因为停下就会想——想沈静渊还活着吗，想白鹿原还活着吗，想南安县的田庄还在吗，想这辈子还能不能再找到从前的子。
不能想。想了就转不动了。
一个月后，我在粮铺领到了四百文工钱。
四百文，薄薄的一串铜钱，攥在手里，硌得手心疼。
我站在粮铺门口，攥着那串钱，忽然笑了一下。
春兰问我笑什么。
我说：“我沈云锦，这辈子没挣过钱。这是头一回。”
“大小姐，您不觉得委屈？”
“委屈？有什么委屈的？”我把钱揣进怀里，“靠自己的手挣钱，不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