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名字。没有地址。
我唯一确定的是——我不属于这里。
十三岁，转折来了。
不是什么好事。
那天晚上刘老汉喝醉了酒，不知道因为什么在发火，一脚把饭桌踢翻了。碗碟碎了一地。他女儿吓得缩在角落里哭。他老婆拉他，他一把推开，然后冲我走过来。
“都怪你这个赔钱货！养你十年了值个屁！”
他捡起一板凳腿抡过来。
那一下打在我后脑勺上。
我摔倒在地，眼前一黑，耳朵里全是嗡嗡声。
等我缓过来的时候，看到他举着板凳腿还要往下砸。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眶里的血丝细密地爬满了眼白，嘴唇上沾着唾沫星子和酒渍。
我爬起来就跑。
光脚跑到了村外的公路上。十一月的地面冻得硬邦邦的，脚底踩上去一片辣的刺痛。
身后传来他的叫骂声，越来越远。
我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我在公路边一个废弃的砖窑里过了夜。蜷缩在碎砖堆里，冷得发抖。后脑勺还在流血，粘住了头发，和泥土混在一起结了痂。
第二天天刚亮，我拦了一辆去县城的货车。
“小孩儿，你去哪？”
“去能活的地方。”
司机大概觉得这话有点奇怪，但还是让我上了车。
到了县城，我去了派出所。不是报警——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报警能什么。我去采血。
寻亲网站上说，只要到派出所采集血样，入了DNA数据库，就有机会和亲生父母配对。
十三岁的我站在派出所门口，犹豫了很久。不是怕抽血。是怕希望。
如果比对不上呢？如果亲生父母本没有入库呢？如果他们早就不找了呢？
我还是进去了。
采完血之后，工作人员让我签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愣了一下。
“……我不知道。”
工作人员在表格上写了个”不详”。
然后我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十三岁到二十一岁。整整八年。
这八年我过洗碗工，过快递员，过工地小工。白天上班，晚上去图书馆蹭空调、看书。我把自己扔进书堆里，什么都看。历史、法律、金融、计算机，拣到什么看什么。
十六岁那年，我在一个手机维修店找到了工作。老板姓郑，五十多岁，福建人，腿有点瘸，但手极稳。
他教我修手机、修电脑、修各种电子设备。他没问过我的来历，只说了一句：”能吃苦的孩子，都有出息。”
十八岁，我借了郑师傅五千块钱，在城中村租了个铺面，开了自己的维修店。兼卖二手设备，倒腾点配件。
两年后，还清了欠款，攒下了第一桶金。不多，二十万出头。
我用这笔钱注册了一个小公司，做电子设备回收和翻新。赶上了二手经济的风口，生意越做越大。到我二十一岁的时候，公司一年的流水能做到三百多万。
不算什么大生意。但对于一个十三岁光脚逃出来的男孩来说，够了。
够我开始下一步了。
二十一岁那年冬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你好，是’不详’先生吗？我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你八年前在派出所采集的血样，和一个家庭的DNA比对成功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出租屋的窗前，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和乱七八糟的城中村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