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时晏是被光晃醒的。窗帘没拉严，一条阳光切在他脸上，像被人拿尺子比着画了一道线。他眯着眼看了几秒那道光，然后意识到两件事：第一，他昨晚睡得很沉，沉到没有梦，没有翻身，没有中间醒来过一次。第二，顾灼不在旁边。沙发那一侧已经凉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对得一丝不苟——不是他自己平时叠被子的方式，是温时晏的方式。
温时晏坐起来，看着那床被子，发了会儿呆。厨房里有声音，不是煮面的声音，是那种很小的、克制的声响——杯子被轻轻放在台面上，抽屉被拉开又推回去，每一步都像是怕吵醒什么人。顾灼站在厨房里，背对着门口，正在把什么东西往杯子里倒。他已经换了抑制贴，温时晏注意到——后颈上那块新的，边缘平整地贴着皮肤，不像昨天那样翘起来一角。他穿着昨天那件灰色卫衣，帽绳的金属头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
“你醒了。”顾灼没回头。
“你怎么知道？”
“你呼吸的频率变了。”
温时晏靠在厨房门框上，像昨晚一样的位置。“你连这个都听得出来？”“在你睡着的这四个小时里，你的呼吸变了七次频率。最深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那段时间你几乎没怎么动，呼吸也很慢。四点半左右你翻了一次身，之后呼吸变浅了一点，但还是很稳。”他转过身，把一杯水递过来。“你中间说了一句梦话。”
温时晏接过水的手停了一下。“我说了什么？”
“一个数字。”
“什么数字？”
“299792458。”
温时晏沉默了几秒。光速。他在梦里说了光速。不是因为他正在想什么公式，是因为那个数字已经刻在了他的神经里，像一枚被植入的芯片，不管他醒着还是睡着，它都在那里运转。这是他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永远无法被抹去的印记，比信息素更深蒂固，比任何性别标识都更接近他这个人本身。
“你在梦里说这个数字的时候，”顾灼说，“语气不像在说一个数字。像在说一个名字。”
温时晏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句话。不是没有话，是话太多了，多到他不知道从哪一句开始。光速是一个常数，是宇宙的极限速度，是不可超越的边界。它不是一个名字。但顾灼说那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像是在说“你今天脸色不错”或者“外面下雨了”。他没有给这个数字赋予任何特殊的意义，他只是描述了他听到的东西——你的声音在说那个数字的时候，和你平时说话不一样。
“你观察得还挺仔细。”温时晏说。
“跟你学的。”
温时晏看着他。顾灼的脸上有一种很淡的、刚睡醒没多久的倦意，眼皮还有一点肿，头发比平时更乱，左边的头发翘起来一个很固执的弧度，怎么压都压不下去。他看起来不像一个S级的Alpha，不像一个被不明势力跟踪的人，不像一个养父母双亡独自调查真相的人。他就像一个刚睡醒的、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收拾好的十八岁少年。
温时晏伸出手，把顾灼头上那撮翘起来的头发按了下去。动作很快，快到像是不想让他有时间反应。但顾灼的反应比他还快——他在温时晏的手指碰到他头发的瞬间，整个人顿了一下，像一台机器突然被按了暂停。然后他的手抬起来，握住了温时晏的手腕。不重，但很确定。
“你在什么？”顾灼问。
“帮你按头发。”
“我没叫你帮。”
“你也没叫我别帮。”
顾灼握着温时晏的手腕，拇指在他的腕骨上停了一下。那个位置正好是信息素腺所在的地方——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位置，是标记与被标记的入口，是信任与危险的边界。顾灼的手指在那块皮肤上停留了一瞬，然后松开了。
“你的信息素，”顾灼说，“比昨天浓了一点。”
温时晏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什么也看不出来。“什么味道？”
“还说不清楚。像……”顾灼想了想，“像一张还没被人写过的纸。”
他们没再说什么。顾灼转身继续弄早餐，温时晏靠在门框上喝水。窗外的阳光从灰白色变成了淡金色，第七区的早晨终于有了一点像早晨的样子。楼下的街道上有人开始走动，脚步声、说话声、自行车铃声混在一起，从窗帘的缝隙里渗进来。
“今天出门吗？”温时晏问。
“嗯。去趟第七区档案馆。”
“我跟你一起。”
顾灼看了他一眼。“你确定？上次出去被人跟了。”
“所以更应该一起。两个人比一个人安全。”
“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两个人可以分头行动，可以互相照应，可以在一个人被盯上的时候另一个人去报警。这些策略一个人做不了。”
顾灼看了他几秒。“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你自己？”
温时晏想了想。“担心你。”
顾灼把煎好的鸡蛋从锅里铲出来，放在盘子里。动作很稳，但温时晏注意到他的手在铲子柄上多握了半秒。“走吧，”顾灼说，“但这次听我的。我说走就走，我说停就停，我说趴下你就趴下。”
“我又不是你的手下。”
“你是我的收留对象。收留对象要听收留人的话。”
温时晏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发现没什么好说的。顾灼的逻辑在这个语境下是成立的，虽然这个逻辑本身很荒谬——一个人因为被收留了就要听另一个人的话，这不是逻辑，这是规矩。但温时晏发现自己不讨厌这个规矩。他讨厌被命令，被控制，被任何高于他的力量摆布。但顾灼说的“听我的”，听起来不像命令。更像是一种安排，一种他已经提前替两个人想好了的、更安全的走法。
他们出门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第七区的白天总是灰蒙蒙的，阳光像隔了一层毛玻璃，能看见光，感受不到暖。顾灼走在前面，步伐不快不慢，和上一次出门时一样。但温时晏注意到他的路线变了——不是之前那条经过修鞋铺和菜市场的路，而是一条更绕的、穿过了好几个小区内部的小路。
“这是在绕路？”温时晏问。
“嗯。如果有人跟着，绕路能看出来。固定路线会被预判，随机路线不会。”
“你怎么知道这些？”
顾灼没有回答。他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两边都是居民楼的一楼院子，有的种着菜，有的堆着杂物，有的养着鸟。鸟笼挂在晾衣绳下面，里面的鸟在叫，声音很尖，在巷子里来回弹跳。温时晏跟在他身后，注意到顾灼走路的节奏变了——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时间间隔上，不快不慢，像节拍器。这不是普通的走路，这是一种让自己保持在“随时可以反应”状态的走法。
“你在紧张。”温时晏说。
“我没有。”
“你走路的节奏变了。每一步的间隔是零点八秒，比平时慢了零点一秒。慢下来是为了给自己更多的反应时间。”
顾灼没有回头，但温时晏看见他的肩膀微微松了一下。“你能不能别什么都分析。”
“不能。”
他们穿过了三条巷子，两个小区，一个还没有开门的小学。第七区档案馆在老城区的边缘，一栋灰白色的三层建筑，门口的台阶上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看起来很久没人打理了。顾灼在门口停了一下，四下看了看，然后推门进去。里面很安静，只有前台坐着一个戴老花镜的大妈，正在织毛衣。她抬头看了他们一眼，目光在顾灼身上多停了一秒——不是那种认出了谁的眼神，是那种在这个地方工作久了，看谁都觉得可疑但又懒得追究的眼神。
“查什么？”大妈的声音很沙哑，像嗓子眼里塞了块砂纸。
“三年前，第七区，交通事故档案。车主张志远和孙敏。”顾灼的声音很平，像在报一组和自己无关的数据。
大妈摘下老花镜，看了他好几秒。“你是他们什么人？”
“儿子。”
大妈又看了他一眼，然后低下头，在抽屉里翻了一阵，翻出一把钥匙。“三楼，走廊尽头左边那间。档案自己找，别弄乱了，弄乱了下次不给你查。”她说话的时候手上还在织毛衣，针尖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顾灼接过钥匙，上楼。楼梯很旧，每踩一步都会发出一声闷响，像有人在木头下面敲鼓。温时晏跟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肩膀绷得很紧，不是那种因为紧张而绷紧的硬，是那种因为要去做一件准备了很久的事情而绷紧的、带着一点期待和更多不安的。
三楼走廊很长，灯没有开，只有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点灰白色的光，把整条走廊照得像一个曝光不足的底片。顾灼走在前面，影子拖在地上又细又长，像一把被拉开的弓。他找到了那间房间，用钥匙开了门，里面是一个小型的档案室，几个铁皮柜子靠墙站着，空气里有一股陈旧的纸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顾灼走到第三个柜子前，拉开抽屉，开始翻。
温时晏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进去，不是因为那里面的东西他不该看，是因为那是顾灼父母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些纸片，属于一个已经结束的人生，和现在的顾灼之间隔着一道他很清楚但不知道怎么描述的线。
“你进来，”顾灼的声音从档案柜后面传出来，“帮我找。”
温时晏走进去，站在他旁边。抽屉里的档案按期排列，他们找到了三年前那段时间的文件夹，厚厚一摞。顾灼把文件夹拿出来，摊在旁边的桌上，一页一页地翻。事故报告、现场照片、目击者陈述、车辆检查记录。温时晏看着那些照片——一辆被撞得变形的车，扭曲的金属框架在闪光灯下反射出惨白的光。他看不清车里的人，但他知道顾灼在看。顾灼一页一页地翻，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手在翻页的时候有一次轻微地停顿了一下，在一个地方停了一瞬，然后继续翻下去。温时晏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但他知道那个停顿不是因为文字，是因为照片。
“这里，”顾灼忽然开口，指着事故报告最后面的一页，“这个签名。你看。”
温时晏凑过去。签名栏上写着一个名字，笔迹潦草但能辨认——林天成。
“林叔？”温时晏问。
“他的全名。他在事故报告上签了字。他不是家属，不是当事人，不是目击者。他的签名出现在这里，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是这起事故的责任人之一。”
顾灼的声音很平，但他的手在那页纸上按着，指尖泛白。
“我需要拍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相机，对着那页纸按了好几次快门。声音在安静的档案室里很响，咔嚓咔嚓，像在撕什么东西。拍完之后他把文件夹合上，放回抽屉，动作很轻，像在放一件易碎的东西。然后他站在柜子前面，没有动。
温时晏站在他身后。他没有说话，没有伸手，没有做任何他认为可能会让顾灼觉得被打扰的事情。他只是站在那里，在一个被灰白色光线照亮的、充满旧纸张气味的房间里，和一个在调查自己父母死因的十八岁少年待在一起。
“你没事吧？”温时晏问。
“没事。”
“你在说谎。”
“我知道。”
顾灼转过身。他的表情很平静，但他的眼睛红了——不是哭过的那种红，是那种有什么东西在眼眶后面涌动、但他用全部的意志力把它压住了的红。
“走吧。”顾灼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钥匙，在手里握了一下，然后走出去，锁了门。他把钥匙还给了前台的大妈，大妈头都没抬，继续织毛衣，手里的针戳来戳去。两个人走出档案馆，外面灰蒙蒙的天光扑下来，落在他们的肩膀上。顾灼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像是从水底浮上来的人终于吸到了第一口空气。
“你打算怎么办？”温时晏问。
“找到他。问他。”
“他会说实话吗？”
“不会。”
“那你问什么？”
顾灼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里有温时晏见过很多次的东西——那种被压了很久的硬度，但又多了一点别的。不是柔软，是一种更接近于“不管怎样”的东西。不管怎样，他都要问。不管林叔说不说实话，他都要站在他面前，让他看着自己的眼睛，然后问他：你签那个名字的时候，在想什么？
“我陪你去。”温时晏说。
“不用。”
“我没有在征求你的意见。”
顾灼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那个笑很轻，但温时晏觉得这是他见过的最真的一个。不是因为没有保留，是因为在经历了刚才那些之后，顾灼还有力气笑出来。这个笑不是给别人的，是他自己的。
“你这个人，”顾灼说，“真的很烦。”
“我知道。”
他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第七区的天空还是灰蒙蒙的，阳光始终没有真正透出来。但温时晏发现自己在看顾灼的侧脸——不是观察，就是看。看他下颌的线条，看他被风吹乱的头发，看他因为刚才的压抑而微微泛红的眼尾。他想，如果他现在说“我们别回去了”，顾灼会不会停下来，会不会问他为什么，会不会说好。但他没有说。不是不敢，是他发现“我们别回去了”和“我不想走”之间，隔着一整个他还没有准备好的距离。
他还没准备好。但他不想准备了。有些东西不需要准备，只需要在它来的时候，不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