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
他的手指划过我的颧骨，拇指擦过眼角下面的乌青。
“今晚早点睡。”
“嗯。”
他转身离开。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书房的门关上。
我站在衣帽间里，对着满墙的衣服，攥紧拳头。
演。
继续演。
接下来两天，我什么都没做。
准确地说——我在他面前什么都没做。
吃饭，睡觉，去医院看弟弟，回来跟姜雪薇在同一个屋檐下呼吸同样的空气。顾泽言观察了我四十八小时，确认我”恢复正常”之后，出差去了上海。
他走的那天早上，我站在玄关送他。
“两天就回来。”他弯腰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路上小心。”
车开走后，我在玄关站了整整三分钟，确认车确实拐出了小区大门。
然后我回到卧室，拿出U盘，进我那台不联网的旧笔记本里。
视频画面不清晰——侧门的摄像头像素低，角度偏。但足够看到：下午两点十九分，一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从B栋侧门快步走出。帽子压得很低，但他经过摄像头正下方时，风把帽檐吹起来一瞬——
只有一瞬。
但那一瞬里，我看到了他的下巴——尖削，线条硬朗，右侧有一颗黑痣。
陈默。
我把画面截图存下来，反复放大。
没错。那是陈默。
顾泽言的贴身助理。
我关掉电脑，把U盘重新藏好。
下午我照常去了医院。ICU里弟弟的状态没有变化，呼吸机还在嘶嘶作响，生命体征平稳但意识全无。
主治医生姓方，四十六岁，北京协和出来的，戴着黑框眼镜，说话简洁。
“苏女士，患者目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脑反射存在，不排除苏醒的可能性。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也可能几年。”
“需要什么条件？”
“持续的——声音、触觉、环境。建议转到康复病房，每天进行感官唤醒治疗。”
“费用呢？”
“如果用进口设备和专家团队，一个月大约十八万。”
“转。”
方医生在病历本上写了几笔，抬头看我，”还有一件事，苏女士——前天有人来问过你弟弟的病情。”
我的脊背绷直，”谁？”
“自称是你丈夫的助理，拿了张名片，叫陈什么……”
“陈默。”
“对。他问了病情和预后，还问能不能调取患者的就诊记录。被我拒绝了——按规定只有直系亲属和代理人才行。”
“方医生。”我的声音很低，”从今天起，关于我弟弟的一切信息，只对我一个人公开。任何人来问——包括我丈夫本人——都不许透露。”
方医生推了推眼镜，看了我一会儿。
“……明白了。”
第三天下午三点。
宋嫂没有出现在旧茶楼。
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短信：
“地点换了。市三中对面的文具店二楼，进门左转，找穿绿围裙的。”
我按照指示找过去。文具店很小，一楼摆满了各种笔和本子，空气里有塑料和纸张混合的气味。穿绿围裙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看到我后什么都没说，指了指楼梯。
二楼是个仓库改成的小房间。宋嫂坐在一摞打印纸箱子上，面前的折叠桌上铺着一张城市地图，上面画了七八个红圈。
“你来了。”她抬头，”上次走得急，有些事没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