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小职员的崛起之路这部书写得真是超精彩超喜欢，作者巴夷水把人物、场景都写活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处于连载状态中，绝对值得一读再读，绝对是都市日常小说中的精品之作，书荒必看。
小职员的崛起之路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贺一鸣站在公交站台上，夜风带着寒意吹过。他握紧了公文包，里面的笔记本沉甸甸的，那些居民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远处棚户区的零星灯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随时可能被风吹熄的烛火。他抬头看向滨江方向的塔吊，红色警示灯依然规律地闪烁，冷漠而遥远。公交车进站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车灯刺破夜色，照亮了站台上他孤独的身影。贺一鸣深吸一口气，踏上车厢。车门关闭的瞬间，他最后看了一眼那片黑暗中的棚户区，心里清楚，明天他必须再来。
周二清晨，贺一鸣比平时早起了半小时。
他打开衣柜，没有碰那套熨烫过的西装，而是翻出一件深灰色的夹克、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这是大学时穿的衣服，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但足够朴素，不会引人注目。他从抽屉里找出一个旧帆布包，把笔记本、笔、录音笔装进去，又检查了相机——一台老式的数码相机，像素不高，但足够记录现场。最后，他把调研小组的工作证塞进夹克内袋。
出门前，他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镜中的男人眼神里有种陌生的东西，不再是规划局办公室里那个低眉顺眼的科员，也不是昨天那个站在棚户区边缘犹豫的旁观者。那是一种下定决心的平静，平静底下藏着暗流。
上午八点，贺一鸣准时出现在调研小组办公室。
郑建国还没来，张伟正趴在桌上打瞌睡，办公室里弥漫着隔夜茶水的气味。贺一鸣走到自己的座位，打开电脑，调出昨天整理的档案目录。他打印了几份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文件，装进文件夹，然后走到郑建国的办公桌前，留了张字条：“郑科长，我去市档案馆调阅老城改造的历史档案，下午回来。”
字条用镇纸压好，他拎起帆布包，转身离开。
走廊里依然昏暗，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贺一鸣走到楼梯口时，听见身后传来张伟含糊的声音：“这么早就出去啊？”
“嗯，去档案馆。”贺一鸣没有回头。
“真够积极的……”张伟嘟囔了一句，又趴回桌上。
走出副楼，清晨的阳光正好。贺一鸣没有去档案馆的方向，而是拐进一条小巷，朝着老城棚户区走去。
二十分钟后，他再次站在那片低矮的建筑群前。
白天的棚户区比夜晚更加触目惊心。
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在铁皮屋顶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房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墙壁是红砖、木板、石棉瓦拼凑而成，有些已经倾斜，用木棍勉强支撑。巷道狭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地面是坑洼的泥土，昨夜的小雨积成一个个浑浊的水洼，散发着淡淡的腥味。
贺一鸣沿着巷道往里走。
空气里混杂着各种气味——煤球燃烧的烟味、公共厕所的氨水味、某家正在煎鱼的油腥味、还有湿的霉味。这些气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属于贫民区的气息，钻进鼻腔，黏在喉咙里。
几个老人坐在自家门口的小板凳上，目光呆滞地看着他走过。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蹲在水洼边玩泥巴，小手脏兮兮的，脸上却挂着天真的笑。晾衣绳上挂着的衣服在风中轻轻摆动，有些已经洗得发白，有些打着补丁。
贺一鸣举起相机，调整焦距。
快门声很轻，但在寂静的巷道里依然清晰。他拍下倾斜的墙壁、破损的窗户、的电线、堆积如山的垃圾。每一张照片都像一记重锤，敲在他的心上。
“你又来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贺一鸣转身，看见昨天那位中年妇女。她今天穿了一件褪色的花衬衫，手里拎着个菜篮子，篮子里装着几蔫了的青菜。
“大姐，是我。”贺一鸣收起相机，“我想再了解些情况。”
妇女打量着他今天的装束，眼神里的警惕少了一些：“你真是市里派来的？”
“我是城市更新调研小组的。”贺一鸣从内袋掏出工作证，但没有完全展开，只让她看到上面的公章，“我们负责收集老城改造的一手资料。”
妇女盯着公章看了几秒，叹了口气：“跟我来吧。”
她领着贺一鸣穿过几条更窄的巷道，来到一栋相对完整的砖房前。房子只有一层，门口挂着块褪色的门帘，上面印着“福”字，已经模糊不清。
“进来坐。”妇女掀开门帘。
屋里光线很暗，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些微光。房间大约十平米，摆着一张木板床、一个旧衣柜、一张折叠桌，墙角堆着几个纸箱。空气里有股中药味，混着湿的霉味。
“我叫何秀英。”妇女拉过一张塑料凳让贺一鸣坐下，自己坐在床边，“这片区的人都叫我何大姐。”
“何大姐。”贺一鸣从帆布包里掏出笔记本和笔，“昨天您说补偿标准一平米三千五，能具体说说吗？”
何秀英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递过来。
那是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复印件，纸张已经泛黄，边缘卷曲。贺一鸣接过来，仔细阅读。协议甲方是“江州市宏远拆迁有限公司”，乙方空白处写着何秀英的名字。补偿标准确如她所说：住宅房屋每平方米三千五百元，附属设施另计。签约期限截止到三个月前，逾期未签约者，“甲方有权采取必要措施推进拆迁工作”。
“必要措施……”贺一鸣轻声重复这个词。
“就是断水断电，砸玻璃，半夜敲门。”何秀英的声音很平静，但手指紧紧攥着衣角，“上个月，他们把巷子口的下水道堵了，一下雨就淹。上上个月，电线被人剪了，停了三天电。我家老李去找他们理论……”
她的声音突然哽住。
贺一鸣抬起头：“李大哥怎么了？”
何秀英站起身，走到床边，掀开被子。
床上躺着一个男人，五十岁上下，脸色蜡黄，闭着眼睛。他的左臂打着石膏，用绷带吊在前，额头上有一道已经结痂的伤口，从眉骨一直延伸到发际线。
“他们打的。”何秀英的声音在颤抖，“五个打一个，用钢管。老李肋骨断了两，胳膊骨折，脑震荡。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花了一万多。宏远公司派人送来五千块钱，说是‘医药费’，让我们别闹。”
贺一鸣感到胃里一阵翻涌。
他走到床边，仔细看了看男人的伤势。石膏很粗糙，边缘有些毛糙，显然不是在正规医院打的。男人呼吸很轻，眉头紧皱，即使在睡梦中，脸上也带着痛苦的表情。
“报警了吗？”贺一鸣问。
“报了。”何秀英苦笑，“派出所来了两个人，做了笔录，说会调查。然后就没消息了。我去问过三次，第一次说正在查，第二次说证据不足，第三次直接说让我别闹事，不然按扰乱治安处理。”
她走到桌边，从抽屉里又翻出几张纸。
一张是派出所的接警回执，上面写着“故意伤害案，已受理”。一张是医院的诊断证明，字迹潦草。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再闹，下次就不是断胳膊了。识相点，赶紧签字搬走。”
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威胁意味裸。
贺一鸣接过这些材料，一页一页拍照。相机的闪光灯在昏暗的房间里闪烁，每一次闪烁都照亮何秀英脸上深刻的皱纹，照亮床上男人苍白的脸，照亮这间破旧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拍完照，他收起相机，翻开笔记本：“何大姐，这片区像您家这样的情况，还有多少？”
“多了。”何秀英重新坐下，掰着手指头数，“老王家，儿子在工地打工，宏远的人去工地威胁，老板把他开除了。老陈家，女儿在宏远旗下的超市上班，被找借口辞退。还有刘，八十多岁了，一个人住，晚上总有人敲她门，吓得心脏病发作，现在住女儿家不敢回来……”
她说了七八户，每一户都有具体的人名、时间、遭遇。
贺一鸣的笔在纸上飞快移动，字迹因为用力而深深凹陷。他感到手心在出汗，笔杆有些滑。这些不是冰冷的数字，不是档案里的文件，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被到绝境的家庭。
“为什么不去上访？”他问。
“去了。”何秀英的声音更低了，“去了市信访办，接待的人说这事归区政府管。去了区政府，说拆迁是市里的重点，他们做不了主。去了市规划局……”
她突然停住，看着贺一鸣。
贺一鸣感到脸颊发烫。他想起规划局那些光鲜的办公室，想起周国权坐在真皮座椅上签字的模样，想起赵明远把责任推给他时的理所当然。
“规划局怎么说？”他问，声音有些涩。
“接待的人说，拆迁补偿标准是经过合法程序制定的，符合规定。”何秀英扯了扯嘴角，那不是一个笑容，而是一个扭曲的表情，“符合规定……三千五一平米，在江州能买到什么？连郊区都买不起。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这一套房子，拆了，我们去哪儿？”
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出来。那种强忍的悲伤比痛哭更让人揪心。
贺一鸣合上笔记本。纸页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何大姐，我能看看您家的房子吗？”他问。
何秀英点点头，领着他走出屋子。
房子外面比里面更破败。墙壁有多处裂缝，最宽的地方能塞进一手指。屋顶的铁皮已经锈蚀，边缘卷曲，有几处用塑料布勉强遮盖。窗户的玻璃碎了半边，用硬纸板堵着。门口的地面凹陷，积着一滩污水。
贺一鸣举起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他拍裂缝的特写，拍锈蚀的屋顶，拍破损的窗户，拍那滩污水。他蹲下身，用手指丈量裂缝的宽度，用手机的手电筒照进裂缝深处，看见里面的砖块和泥土。
“这房子有多少年了？”他问。
“我嫁过来的时候就在了。”何秀英说，“快三十年了。当时是单位分的宿舍，后来单位倒闭了，房子也没人管。我们自己修修补补，勉强住着。”
三十年。贺一鸣在心里计算。这房子比他的年龄还大，承载了一个家庭三十年的生活，如今却要被三千五一平米的价格买断。
他站起身，环顾四周。
从这个位置，可以看见不远处正在施工的“滨江新城”。那些高楼已经初具规模，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塔吊缓缓移动，施工机械的轰鸣声隐约传来。那里将来会是高档住宅、商业中心、五星级酒店，是江州市的新地标。
而这里，这片棚户区，将会被推平，变成绿地、广场，或者停车场。
“何大姐。”贺一鸣转过头，“如果补偿标准合理，您愿意搬吗？”
何秀英沉默了很久。
“搬。”她终于说，“如果能给我们一个安身的地方，谁愿意住在这种地方？夏天漏雨，冬天漏风，下水道三天两头堵。可是……”她指着远处的高楼，“他们要的是这块地，不是我们这些人。他们巴不得我们全都消失。”
贺一鸣没有说话。他无法反驳。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何秀英带着他走访了另外几户人家。
老王是个瘦小的男人，说话时总是不自觉地搓手。他拿出儿子被开除的证明，还有工地老板塞给他的两千块钱“封口费”。老陈是个沉默的中年妇女，女儿被辞退后整天在家哭，她不敢大声说话，怕被邻居听见。刘的房子空着，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窗户用木板钉死，门缝里塞满了广告传单。
每一户，贺一鸣都仔细记录，拍照，收集材料。
他手里的文件越来越多——补偿协议、威胁纸条、医疗单据、被辞退证明……这些纸张很轻，但拿在手里却沉得压手。它们代表的是一个个被碾碎的生活，一个个被无视的诉求。
中午时分，贺一鸣和何秀英回到她家。
何秀英煮了两碗面条，清汤，飘着几片青菜。贺一鸣没有推辞，接过碗，坐在塑料凳上吃起来。面条煮得有些软，汤很淡，但他吃得很认真。
“小伙子，你多大了？”何秀英突然问。
“二十八。”
“跟我儿子差不多大。”何秀英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母性的温柔，“他在外地打工，一年回来一次。每次打电话都说让我搬去跟他住，可是……”她看了看床上的丈夫，“老李这样，怎么搬？”
贺一鸣放下碗：“李大哥的伤，还需要治疗吗？”
“需要。”何秀英说，“医生说要再做一次手术，把骨头接好。可是……”她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很清楚。
钱。
贺一鸣从钱包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桌上。
何秀英愣了一下，随即猛摇头：“不行不行，这怎么行……”
“何大姐，这不是施舍。”贺一鸣按住她的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李大哥的伤是因为反抗不公造成的，我应该做点什么。”
何秀英的手在颤抖。她看着那几张红色的钞票，眼眶终于湿了。
“谢谢你，小伙子。”她的声音哽咽，“真的……谢谢你。”
贺一鸣摇摇头，收起碗筷，走到门口的水槽边清洗。水很凉，刺得手指发麻。他洗得很仔细，把碗里外都擦净，放回桌上。
“何大姐，这些材料我带走。”他整理好帆布包，“我会想办法反映上去。但您要有心理准备，这个过程可能很慢，也可能……没有结果。”
“我知道。”何秀英擦眼泪，“这么多年，我什么结果没见过？但你肯听我们说，肯把这些记下来，已经比很多人强了。”
贺一鸣背上帆布包，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时，何秀英突然叫住他：“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贺一鸣。”
“贺一鸣……”何秀英重复了一遍，点点头，“我记住了。你要小心，宏远公司的人经常在这一带转悠，看到陌生人就会盘问。你拍了这么多照片，万一被他们发现……”
“我会小心的。”贺一鸣说。
他掀开门帘，走出屋子。
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他眯起眼睛，适应了一下光线。巷道里依然安静，几个老人还在门口坐着，孩子还在玩泥巴，晾衣绳上的衣服在风中轻轻摆动。
一切似乎和来时一样。
但贺一鸣知道，不一样了。他帆布包里的那些材料，那些照片，那些记录，已经在他心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这些痕迹会疼，会痒，会在他闭上眼睛时浮现出来。
他沿着来时的路往外走，脚步比来时更加沉重。
走到巷子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
何秀英站在家门口，朝他挥了挥手。那个瘦小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单薄，但站得很直。
贺一鸣也挥了挥手，转身继续走。
还有五十米就能走出这片棚户区，前面就是相对宽敞的街道，有店铺，有行人，有车流。到了那里，他就可以打车回档案馆，整理今天收集的材料，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还有三十米。
二十米。
十米。
就在他即将走出最后一条巷道时，三个男人从拐角处走了出来。
他们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口印着“宏远集团”的徽标。制服不太合身，袖口挽起，露出粗壮的手臂。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平头，方脸，左边眉毛上有一道疤，让他的脸看起来有些凶恶。
三个人并排站着，堵住了巷口。
贺一鸣停下脚步。
空气突然安静下来。远处施工的轰鸣声、街上的车流声、甚至风声，都在这一刻消失了。他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又一下，沉重而清晰。
为首的男人盯着他，目光从他脸上扫到肩上的帆布包，最后定格在他手里的相机上。
“小子。”男人开口，声音粗哑，“谁让你在这儿乱拍乱问的？”
贺一鸣握紧了相机带子。
男人往前走了一步，距离拉近到不足两米。贺一鸣闻到他身上的烟味、汗味，还有一股廉价的古龙水味。那双眼睛像刀子一样，在他脸上刮过。
“把相机交出来。”男人伸出手，手掌厚实，指关节粗大，手背上有几道陈年疤痕，“还有你包里那些东西，全都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