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重生之我在平行世界搞邮运这本书真的太好看了！次元行者2号大大笔下的李东活灵活现，都市日常元素运用得当，目前处于连载状态，这本精品小说书荒必看，绝对不容错过，书荒的朋友们赶紧来看。
重生之我在平行世界搞邮运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距离扎西多吉到京城还有九天。
但电报上说，火车提前了。
下午四点，我正在办公室看各省报上来的材料，衡琴推门进来，脸色不太对。
“李局长，扎西多吉那边来消息了。”
我抬起头。
“怎么了？”
“他坐的那趟车，”衡琴顿了顿，“从西宁转车的时候，赶上前面线路检修，改道了。原本十天后到，现在——后天凌晨到。”
后天凌晨。
我看了看历。
后天凌晨，也就是明天夜里。
而明天——
“明天的座谈会，”衡琴替我说出来，“下午五点才结束。从会场到火车站，不堵车也要四十分钟。如果他凌晨到，您这边……”
她没说完。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
明天下午，魏建设主持的全国邮政工作座谈会，八十七个局长在场。那是我必须去的地方。
而后天凌晨，扎西多吉的火车到站。
那是我也必须去的地方。
“李局长，”衡琴走到我身边，“要不我去接？”
我摇了摇头。
“那封信是写给我的。哈达是带给我的。我不去，像什么话？”
“可是明天的会——”
“会开到几点？”
“议程排到下午五点。但如果魏建设故意拖堂……”
我沉默了几秒。
“你帮我查一下，明天晚上的火车，最晚是几点？”
她愣了一下。
“您要坐火车？”
“如果会开得太晚，我赶不上接站，就坐火车去下一站接他。”我转过身，“他从西宁过来，下一站是哪？”
“石家庄。”
“从京城到石家庄，火车多久？”
“快车两个半小时，慢车四个小时。”
我点了点头。
“帮我订一张明天晚上去石家庄的火车票。快车慢车都行，越晚越好。”
衡琴看着我。
“李局长，您这是……”
“有备无患。”我说，“万一这边拖堂，我坐火车去石家庄等他。总不能让人家孩子到了没人接。”
她沉默了两秒。
然后她轻轻点了点头。
“我这就去办。”
她走到门口，忽然停住。
“李局长，”她没有回头，“明天晚上的火车，我陪您去。”
门关上了。
—
晚上七点，老郑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脸色也不好，比衡琴还难看。
“李局长，出事了。”
我放下手里的文件。
“说。”
“今晚魏建设在招待所摆酒，请了十七个局长。名单我弄到了。”
他递过来一张纸。
我接过来，扫了一眼。
周建国的名字，赫然在列。
“周建国也去了？”我问。
老郑点了点头。
“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老郑说，“不是不接，是关机了。”
我看着那张名单，没说话。
“李局长，”老郑的声音压低了，“周建国今天下午还跟我喝酒，说得好好的，明天第一个发言。晚上就去了魏建设的酒局。这事儿……”
他没说完，但意思到了。
我把名单放下。
“郑处长，你信周建国吗？”
老郑愣了一下。
“我……我不知道。我跟他不熟。”
“我跟他熟。”我说，“我们一起下过乡。那个人，嘴碎，心眼活，但不坏。”
老郑没说话。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
“他去魏建设的酒局，不代表他倒戈。也许是想听听那边说什么，也许是抹不开面子，也许是——有他自己的打算。”
“那万一……”
“万一他真的倒戈了，”我转过身，“那我也认。人家帮我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不能因为人家帮过我，就要求人家一直帮我。”
老郑看着我。
“李局长，您这话……太软了。”
我笑了一下。
“郑处长，硬和软，不是看怎么说话，是看怎么做事。”
我没再解释。
—
晚上八点，衡琴回来了。
她手里拿着一张火车票。
“李局长，票买好了。明天晚上十点二十，京城到石家庄，快车。到石家庄是凌晨十二点五十。扎西多吉那趟车，从西宁过来，到石家庄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十五。您能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在站台上等。”
我接过票，看了一眼。
硬座，4号车厢，座位号047。
1998年的绿皮火车，硬座车厢，一坐就是两个半小时。
我把票收起来。
“辛苦了。”
衡琴摇了摇头。
“李局长，我打听了一下今晚的酒局。”
我看着她。
“魏建设一共请了十七个人，都是各省的一把手。菜是翠华楼送过去的，酒是茅台。一桌坐了二十个人，挤得满满的。”
“聊什么了？”
“前两个小时没聊正事。就是喝酒，叙旧，忆苦思甜。”衡琴顿了顿，“但后两个小时，魏建设说了几句话，被人传出来了。”
“什么话？”
她看着我，目光有些复杂。
“他说，‘邮政这行，到最后，就是一个字——熬。’”
我愣了一下。
“熬？”
“对。”衡琴说，“他说，他了三十五年邮政，从基层邮递员起，一步一步爬到今天。这三十五年，他见过太多人，有本事的、没本事的、有背景的、没背景的。到最后，剩下的都是能熬的。”
“他还说什么？”
“他说，‘李东那套东西，听着好听，但不经熬。枢纽制？三年以后看，省里的权没了，市里的权也没了，全归中央。到时候他李东拍拍屁股高升了，留下你们这些人，守着个空壳子，跟谁熬？’”
我沉默了几秒。
“这话，有人信吗？”
“有人信。”衡琴说，“而且不少。那几个西北的、西南的，本来就不太放心。他这话一说，他们更嘀咕了。”
我看着窗外。
对面龙电大楼的灯光，在夜色里格外明亮。
“衡琴，”我说，“你觉得‘熬’这个字，对吗？”
她没回答。
我转过身。
“我承认，邮政这行，确实需要熬。三十五年，从基层起，确实不容易。但是——”
我顿了顿。
“熬，是为了什么？”
衡琴看着我。
“是为了熬出头，还是为了熬死？”
她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轻轻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
“我爸熬了三十七年。他没熬出头，他熬死了。”
我心里一紧。
“衡琴——”
她摇摇头，打断我。
“李局长，我没事。我就是想告诉您，有些人把‘熬’当本事，是因为他们除了熬，没别的东西了。但咱们有。”
她抬起头。
“咱们有那封信。有那张网。有扎西多吉。有那些等着邮车来的人。”
我看着她的眼睛。
那里面，那点火，又亮了起来。
—
夜里十点，我一个人走出办公室。
没让司机送，也没叫衡琴。就想自己走走。
长安街上，车已经少了。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我沿着人行道慢慢走，一直走到复兴门，又走回来。
脑子里全是魏建设那句话。
“熬”。
三十五年。
从基层起。
我忽然想起原身记忆里的一些碎片——魏建设年轻的时候，确实是个好样的。下乡，招工，进邮政，送信，一步一步爬上来。那时候他也是热血青年，也想过改变什么，也相信过什么。
是什么让他变成现在这样？
我不知道。
也许是时间。也许是失望。也许是他说的那个“熬”字——熬到最后，把什么都熬没了。
我走到电信大楼下面，站住了。
抬头看，张瑞林的办公室，灯还亮着。
我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
—
晚上十点半，张瑞林的办公室。
他看见我进来，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稀客啊。”他站起来，“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没说话，在沙发上坐下。
他看着我的脸色，收起笑容。
“出事了？”
“没出事。”我说，“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他在我对面坐下。
“说什么？”
我把今晚的事说了一遍。魏建设的酒局，周建国的关机，十七个局长的嘀咕，还有那句话——“熬”。
张瑞林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拿出两个杯子，一瓶酒。
不是茅台，是普通的二锅头。
他倒了两杯，递给我一杯。
“李东，”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
“问。”
“你觉得魏建设这个人，坏吗？”
我愣了一下。
“他……”我想了想，“不算坏。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老想着保自己的位置。”我说，“谁动他的位置，他就跟谁急。”
张瑞林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魏建设不坏。他当年也是个能事的。我跟他打过几年交道，知道他的底细。”
他喝了一口酒。
“他年轻的时候，在东北当邮递员，零下三十度，骑着自行车送信，一送就是八年。后来当了支局长，又当了县局长，省局长，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他有今天，确实是熬出来的。”
我看着他，等他往下说。
“但是，”他放下酒杯，“熬出来的人，最怕两件事。一是怕手里的东西丢了，二是怕后来的人比他强。”
我沉默着。
“你那套枢纽制，动的是什么？动的是各省局长的权。他魏建设现在是什么？是邮政总局的副局长，各省局长都是他当年提拔起来的，是他的基。你把权收了，他的基就没了。他能不急吗？”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酒很辣，烧嗓子。
“张瑞林，”我说，“你当年跟魏建设打过交道，你觉得他这个人，还有救吗？”
他看着我。
“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顿了顿，“有没有可能，让他变成咱们这边的人？”
张瑞林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笑得很响。
“李东啊李东，”他摇着头，“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是同一个——你总想着把所有人都变成朋友。”
我没说话。
他收起笑容。
“魏建设不可能变成你这边的人。不是因为他人坏，是因为你们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他要保的是他的体系，你要建的是你的体系。这两个体系，天然是冲突的。”
他又倒了一杯酒。
“你要做的，不是让他变成你的人。是让他的体系，输得心服口服。”
他举起杯。
“明天的会，就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
我和他碰了一下杯。
酒很辣，但这一次，我没皱眉。
—
夜里十一点半，我回到办公室。
桌上放着一份新来的电报。
发报地：杭州。
内容：
李局长，听闻您明有会。不打扰。我改约后。祝顺利。
马云
我看着这份电报，忍不住笑了一下。
这个马云，倒是挺会挑时候。
我把电报放下，走到窗边。
对面的电信大楼，张瑞林的办公室，灯已经灭了。
我抬头看着夜空。
京城的三月，星星不多，但有几颗很亮。
明天，就是座谈会了。
十七个局长，八十七个人，魏建设，周建国，还有那句“熬”。
我忽然想起张瑞林刚才的话。
“让他的体系，输得心服口服。”
怎么输？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
扎西多吉的火车，后天凌晨到石家庄。
那张硬座票，还在我口袋里。
—
凌晨一点，我准备回家。
刚站起来，电话响了。
这么晚了，谁？
我接起来。
“李局长，是我。”是老郑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酒气，“周建国给我打电话了。”
我心里一动。
“他说什么？”
“他说，”老郑顿了顿，“今晚的酒局，他一句话没说。魏建设问他的意见，他说‘我听大家的’。他说让您别多想，明天该怎么说，他还是怎么说。”
我沉默了两秒。
“他喝多了吗？”
“听着像喝多了。但这话，不像是喝多了能说出来的。”
“他现在在哪？”
“回房间了。我刚从他那儿出来。”老郑说，“他让我转告您一句话。”
“什么话？”
“‘告诉小东子，熬，不是这么熬的。’”
电话挂了。
我站在原地，握着话筒，很久没动。
“熬，不是这么熬的。”
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周建国还是那个周建国。
嘴碎，心眼活，但不坏。
我把话筒放下，穿上外套，推门出去。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
走到大门口，值班的小李正在打瞌睡。看见我出来，他猛地惊醒。
“李局长，这么晚才走？”
“嗯。”
他忽然想起什么。
“对了李局长，晚上有个小孩来找过您。”
我停住脚步。
“小孩？”
“对，看着也就十几岁，瘦瘦小小的，穿着件旧棉袄，背个布包。他说他叫……叫什么来着……”
我心里咯噔一下。
“扎西多吉？”
“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小李说，“他说他给您写了信，今天提前到了，想来认认门。我说您不在，他就走了。”
“走了？去哪了？”
“没说。”小李挠挠头，“就说他明天再来。”
我站在门口，看着外面黑洞洞的街道。
扎西多吉。
他已经到了。
不是后天凌晨，是今晚。
他已经在这座城市里了，在这条街道上的某个地方。
而我不知道他在哪。
“他一个人？”我问。
“对，就他自己。”小李说，“我问他怎么来的，他说坐火车，从西宁转车，坐了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一个十八岁的孩子，从西藏那曲，到西宁，到京城，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
穿着旧棉袄，背着布包，一个人。
我转身往回走。
“李局长？”小李在身后喊。
“帮我查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的小旅馆。”我没有回头，“一家一家问，问到一个西藏来的孩子为止。”
—
凌晨两点，我走在京城三月的街道上。
风很冷，我把外套裹紧了些。
小李给我列了一张单子——这附近有三家小旅馆，都是那种一晚上几块钱的，专门住进城的农民工和穷学生。
第一家，没有。
第二家，也没有。
第三家在一条胡同里，门脸很小，招牌上的字都掉了色。我推门进去，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头，正在打瞌睡。
我敲了敲柜台。
他醒过来，眯着眼看我。
“住店？”
“打听个人。今天晚上，有没有一个西藏来的孩子住进来？十八九岁，瘦瘦的，背着布包，穿旧棉袄。”
老头想了想。
“有。302的。刚住下没俩小时。”
我心里一松。
“能帮我叫一下吗？”
老头看了我一眼。
“你谁啊？”
“我是他……他写信的那个人。”
老头愣了两秒，然后笑了。
“你就是那个李局长？”
我愣了一下。
“他跟你说了？”
“没说。”老头站起来，“但他登记的时候，从包里拿出一封信，看了好几遍。我瞄了一眼，上面写着‘李东局长收’。”
他朝楼上喊了一声：“扎西多吉！有人找！”
楼上安静了几秒。
然后楼梯口响起脚步声。
一个瘦小的身影出现在楼梯口。
他站在阴影里，看不清脸，只看见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一个打着补丁的布包，还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他看着站在柜台前的我。
我看着他。
“扎西多吉？”
他慢慢走下楼梯。
走到我面前，站住。
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瘦，脸上有两团高原红，嘴唇裂着，但眼睛很亮——那种亮，像是高原上的星星。
他从布包里拿出一条白色的哈达，双手捧着，递到我面前。
他的汉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
“李局长叔叔，我阿爸让我带给您的。他说，扎拉乡的乡亲们，每天等邮车来。”
我看着那条哈达，一时说不出话来。
白色的，长长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像雪。
我接过哈达。
他的手很凉，手指上全是冻裂的口子。
我把哈达收好，看着他。
“你怎么提前来了？”
他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白牙。
“我想早点看到京城。早点看到您。”
我看着他，鼻子忽然有点酸。
“饿不饿？”
他点点头。
“走，”我说，“带你去吃饭。”
—
凌晨三点，一家还在营业的夜宵摊。
我给他要了一碗牛肉面，两个烧饼，一碟咸菜。
他吃得很快，但吃相很规矩，没有发出声音。一边吃一边偷偷看我，像是怕我跑了似的。
“你阿爸身体好吗？”我问他。
他点点头。
“好。他让我告诉您，他年轻的时候，也是邮递员。后来腿坏了，就不了。”
“你阿爸是邮递员？”
“嗯。骑马的。那曲到比如县，一个月一趟，送了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我看着眼前这个瘦小的孩子。
他的父亲，在那条海拔四千七百米的邮路上，骑了二十三年的马。
“你阿爸叫什么名字？”
“扎西顿珠。”
我在心里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扎西顿珠。
一个送了二十三年信的邮递员。
他的儿子，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给我送一条哈达。
“李局长叔叔，”他忽然抬起头，“我阿爸让我问您一件事。”
“什么事？”
“他说，分家的事，吵完了吗？邮路还在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
那里面，有高原上的光。
“吵完了。”我说，“邮路还在。”
他笑了。
笑得很开心，像个孩子。
然后他低下头，继续吃面。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张瑞林那句话。
“让他的体系，输得心服口服。”
什么叫输？
什么叫赢？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眼前这个孩子，就是答案。
—
凌晨四点，我把他送回小旅馆。
站在门口，他从布包里拿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我手里。
“这是我阿妈做的酥油茶，给您带的。”
我接过来，沉甸甸的。
“明天，”我说，“不，今天白天，我去接你。带你去看京城。”
他摇摇头。
“不行。我明天要去火车站。”
“去火车站什么？”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我答应我阿妈，要去天安门拍一张照片。拍了就回去。家里忙，我阿爸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心里一颤。
他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就为了送一条哈达，拍一张照片？
“你什么时候的火车？”
“明天晚上。”
“那白天呢？白天跟我走。”我说，“我带你去天安门，带你去故宫，带你去吃好吃的。晚上我送你去火车站。”
他看着我，眼睛亮亮的。
“真的？”
“真的。”
他笑了。
这一次，笑得像个终于得到糖的孩子。
—
凌晨五点，我回到办公室。
坐在椅子上，看着那条白色的哈达。
还有那份沉甸甸的酥油茶。
窗外，天快亮了。
对面龙电大楼的轮廓，在晨曦里慢慢清晰起来。
今天，是座谈会。
八十七个局长，魏建设，周建国，还有那句“熬”。
我把哈达挂在衣架上，站起来，走到窗边。
心里忽然安静了。
不是那种死寂的安静，是那种想通了什么的安静。
魏建设说，邮政这行，到最后，就是一个“熬”字。
他说得对，也不对。
是得熬。
但熬，不是为了熬死。
是为了让扎西多吉这样的人，能坐在天安门前，拍一张照片。
为了让他阿爸那样的老邮递员，能放心地把马鞍交给下一辈。
为了那些等着邮车来的人，每天都能等到。
这就是“熬”的意义。
天亮了。
京城的三月，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照在长安街上。
我穿上外套，推门出去。
今天，有一场硬仗要打。
但我不怕。
因为我知道，那条哈达，在身后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