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梧桐记录》是由作者谁在思念用心创作编写的一本连载都市日常类型小说，林深苏晚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主角人物，故事情节为这部作品增色不少，目前以210686字的篇幅呈现给大家，喜欢看都市日常类型小说的书虫们赶紧冲冲冲！
梧桐记录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分开后的第一天，林深在江苏。苏晚在浙江。
他们约好每天发三次消息。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林深的闹钟设在了七点、十二点和二十点。每次闹钟响的时候，他就放下手里的事情，掏出手机，给苏晚发两个字：“在吗？”苏晚总是秒回：“在。”然后他们就不再说话了。不需要说。那两个字就够了。在。我在。你也在。我们都还在。
林深在江苏跑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南通，一个叫王建国的装修工人。不，应该叫王建军。一个在小镇上开杂货店的男人，四十多岁，短发，圆脸，总是笑。他每天七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邻居们叫他“老王”，说他“人好，东西便宜”。他记得每一个常来的客人，记得哪个孩子喜欢哪种零食，记得哪个老太太需要哪种降压药。但他不记得自己是谁。他不知道自己叫王建国，不知道自己在上海的工地上过活，不知道自己见过那些箱子，不知道自己在电话里对林深说过“我拍了照片”。
林深在杂货店里找到了他。他正坐在门口的塑料凳子上，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看着街上的行人。他的表情是温暖的，像冬天的被窝，像夏天弄堂口的穿堂风。但他的眼睛是空的。不是那种空白——他看得到东西，看得到街上的行人，看得到树上的鸟，看得到天上的云。但他看不到自己。他的眼睛里没有自己。
“老板，买瓶水。”林深说。
王建国站起来，走进店里，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矿泉水。“三块。”
林深递过去五块钱。“不用找了。”
王建国笑了笑。“谢谢老板。”他把钱放进抽屉里，然后坐回门口的塑料凳子上。
林深站在旁边，拧开水瓶，喝了一口。他看着王建国——这个被他亲手清除了记忆的人，这个在电话里对他说“我拍了照片”的人，这个因为他没有记住那四十七秒而消失了三年的人——心里涌上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不是愧疚，愧疚太浅了。是某种更深层的、更古老的东西。像一个人站在一面镜子前，看到镜子里的人不是自己，但知道那就是自己。
“老板，”林深说，“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十年了。”王建国说。“开了十年店了。”
“之前做什么的？”
“之前在工厂上班。后来工厂倒闭了，就开了这家店。”
“什么工厂？”
王建国想了想。“……忘了。太久了。”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紧张的表现。他在努力回忆，但什么都想不起来。因为那段记忆不存在——它是被植入的。他的大脑里只有一个模糊的标签：“之前在工厂上班”，没有任何具体的细节。没有工厂的名字，没有工友的脸，没有机器的声音。只有一个空壳。
“老板，”林深蹲下来，平视着他的眼睛，“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事情不太对？比如有些事情你应该记得，但想不起来？”
王建国看着他，眼神变得警觉。“你是谁？”
“我叫林深。从上海来的。”
“上海？”王建国的表情变了。他的眉头皱了起来，像一个人在浓雾中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我去过上海吗？”
“你去过。你在上海的工地上工作过。你是装修工人。你有老婆有孩子。你的儿子在读高中。”
王建国站起来，后退了一步。他的脸色变白了，嘴唇在微微颤抖。“你胡说什么？我是王建军。我在这里住了十年。我有老婆。我没有孩子。”
“你有。你的儿子叫王浩。他在上海读高中。他每个周末给你打电话。你记得吗？”
王建国站在那里，手扶着门框，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的眼泪流下来了。“我不记得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但我每天晚上做梦。梦到一个男孩，他叫我‘爸爸’。他很小，只有这么高。”他的手比划了一下，大约一米三。“他拉着我的手，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很快’。然后他就消失了。每次都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每次醒来的时候，我觉得少了什么。”
他看着林深。“他是真的吗？那个男孩——他是真的吗？”
“他是真的。他叫王浩。他在等你回去。”
王建国蹲下来，双手抱住了头。他的肩膀在颤抖，但没有声音。他在无声地哭。
手术在杂货店后面的小房间里做的。王建国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有一道裂缝。他看到了那些画面。他在上海的工地上绑钢筋，阳光照在他的汗水上，闪闪发光。他看到了那些工人——老张，老王，小陈，大刘——他们和他一样，满身灰尘，满手老茧。他们一起吃饭，一起抽烟，一起骂工头。他看到了那个电话。他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三声，接了。“林先生，我在工地上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箱子。很多箱子。里面有人。死人。我拍了照片。我把照片藏在——在——”
电话断了。他看到了那辆面包车。那些人把他拉上车，蒙住他的眼睛，带到了一个地方。他看到了那台仪器，那个头盔，那双眼睛——林深的眼睛。那个人看着他说“对不起”。然后一切都暗了。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没有哭。他坐起来，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粗糙的，骨节突出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污垢的手——在他的视线里慢慢地握紧，然后松开。
“我记得了。”他说。“我什么都记得了。”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街上的行人。那些行人——买菜的，遛狗的，推着婴儿车的——在他的视线里变得模糊了，像一幅被水彩晕开的画。
“我要回上海。”他说。“回工地。找我儿子。他叫王浩。”
“你记得他在哪个学校吗？”
“不记得。但我会找到的。他是我的儿子。我会找到的。”
他转过身，看着林深。“你叫什么名字？”
“林深。”
“林深。”他重复了一遍。“谢谢你。”
“不用谢。这是我欠你的。”
王建国看着他，看了很久。“你欠我的，还了。现在你欠你自己的。你要还。”
林深笑了。“我会的。”
他在南通待了一天。王建国退了杂货店的租，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他站在候车室里，背着一个蓝色的旧包，里面只有几件衣服和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他和他儿子的合影，儿子骑在他肩膀上，两个人都笑得很开心。他不记得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但他知道它是真的。因为那个笑容——他的笑容——是真实的。不是被植入的，不是被伪造的，是他自己的。
“林深，”他说，“你还要去别的地方吗？”
“还要去。还有几个。”
“那你回上海了，来找我。我还在工地上。老地方。”
“好。”
他转过身，走进了检票口。他的背影在人群中越来越小，蓝色的包在他的背上轻轻摇晃。他走得很急，很快，像一个在赶路的人。他消失了。
林深站在候车室里，看着那个方向，看了很久。然后他掏出手机，给苏晚发了一条消息：“在吗？”苏晚秒回：“在。”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向了下一个地方。
第二个是苏州。一个叫陈建国的退休工人。不，应该叫陈阿大。一个在社区养老院里生活的老人，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坐在轮椅上，每天在走廊里游荡。他不记得自己是谁，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他只知道一件事——他在等一个人。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不知道那个人长什么样，不知道那个人什么时候来。但他知道那个人会来。因为那个人答应过他。
林深在养老院的走廊里找到了他。他坐在轮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走廊的尽头。他的表情是空白的，像一张没有人写过的纸。但他的眼睛不是空白的。他的眼睛在看着什么。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很久以前的时间，一个他记不得但知道在那里的人。
“陈建国？”林深蹲下来，和他平视。
老人转过头，看着他。他的眼睛很浑浊，像两杯被稀释了很多倍的茶。但里面有一点光——很弱，很暗，像一颗快要熄灭的星星。
“你认识我？”他的声音很轻，很轻，像一快要断了的弦。
“认识。你是陈建国。你是上海人。你是工人。你在纺织厂工作了四十年。你有老婆，有孩子。你的老婆叫陈丽华。她是老师。她种了一棵石榴树。”
老人的嘴唇开始颤抖。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一下，两下，三下。
“陈丽华。”他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陈丽华。我记得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我知道这个名字。我每天晚上都在想这个名字。陈丽华。陈丽华。陈丽华。她在哪里？她好吗？”
“她好。她回家了。她在等你。”
老人的眼泪流下来了。不是无声的流泪，是那种安静的、缓慢的、一滴一滴地从眼眶里涌出来的眼泪。它们流过他的脸颊，滴在他的白色病号服上，留下深色的水渍。
“她记得我吗？”他问。“她还记得我吗？”
“记得。她什么都记得。她记得你每天早上给她倒一杯热水，放在床头柜上。她记得你走的那天，她握着你的手，你说‘丽华，别哭，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老人坐在轮椅上，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很淡，但很真实。像一个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的人，终于看到了光。
“那我等她。”他说。“我在这里等她。她会来的。”
“她会的。”林深说。“她已经在路上了。”
他们在养老院里待了一个下午。林深推着轮椅，在走廊里走了一圈又一圈。老人不说话，只是看着窗外的天空。天空很蓝，很净，没有云。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一层薄薄的金粉。
“小林，”老人突然说，“你知道吗？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我记得一件事。”
“什么？”
“我记得她的手。她的手很暖。每次她握我的手的时候，我觉得很暖。我不记得她的脸了，不记得她的声音了，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但我记得她的手。她的手很暖。”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瘦削的，骨节突出的，皮肤上有老年斑的手——在他的视线里慢慢地张开，然后合上。
“她会来的。”他说。“她会来的。”
林深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瘦，很凉，骨节突出。但他的手指在林深的手心里收紧了，很有力。
“她会的。”林深说。“她已经在路上了。”
他离开养老院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他站在门口，回过头，看了一眼。老人还坐在走廊里，轮椅对着门口，眼睛看着那个方向。他在等。等一个他记不得但知道会来的人。
林深掏出手机，给苏晚发了一条消息：“在吗？”苏晚秒回：“在。”他又发了一条：“陈建国在苏州。一个养老院里。他在等陈丽华。”苏晚回：“她知道吗？”“不知道。但她在来的路上。她说过要回上海。苏州是必经之路。”“她会找到他的。”“会的。”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向了火车站。
分开后的第二天，林深在安徽。苏晚在浙江。
他们还是每天发三次消息。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每次都是那两个字：“在吗？”“在。”但林深知道那两个字后面有很多东西。有苏晚在高速公路上的疲惫，有她在陌生城市里的孤独，有她在手术台上的专注，有她在深夜里的失眠。他都知道。因为他也是。每次他发“在吗”的时候，他想说的不是“在吗”。他想说的是“你还好吗”“你累不累”“你有没有吃饭”“你有没有睡觉”“你有没有想我”。但他只发了那两个字。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说了那些，他就走不动了。他会买一张去浙江的火车票，找到她，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再也不放开。但他不能。他还有事情要做。她也是。
他在安徽跑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芜湖，一个叫刘建国的退休部。不，应该叫刘老。一个在休所里生活的老人，七十多岁，头发花白，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每天看着那棵桂花树。他不记得自己是谁，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但他记得一件事——他种了一棵桂花树。在他家的院子里。每年秋天，桂花开了，满院子都是甜的。他不记得自己家在哪里，不记得那棵桂花树长什么样，但他记得那个味道。甜的，腻的，温暖的。每天早上醒来，他闻到那个味道，就知道自己还活着。
林深在休所的院子里找到了他。他坐在藤椅上，眼睛看着那棵桂花树。桂花开了，小小的，金黄色的，密密麻麻地挂在枝头，像一群挤在一起的小星星。风吹过来，花瓣落了一地，铺在水泥地上，像一层金色的雪。
“刘老？”林深蹲下来，和他平视。
老人转过头，看着他。他的眼睛很浑浊，但里面有一点光。
“你认识我？”
“认识。你是刘建国。你是上海人。你是部。你在规划局工作了三十年。你审批过很多。其中一个叫蜃楼。”
老人的手指停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继续在膝盖上轻轻敲击。
“蜃楼。”他说。“我记得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个名字。我每天晚上都在想这个名字。蜃楼。蜃楼。蜃楼。它是什么？”
“它是一栋楼。一栋不存在的楼。周明远让你批了那块地。你批了。你知道那栋楼不存在，但你批了。因为你收了钱。”
老人的眼泪流下来了。“我收了钱？”他的声音在发抖。“我收了多少钱？”
“不知道。但你收了。你知道那是错的，但你收了。因为你害怕。你害怕拒绝周明远会失去一切。你的工作，你的房子，你的——你的记忆。”
老人坐在藤椅上，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他的手在发抖，像两被风吹动的枯枝。
“我做了什么？”他问。“我做了什么？”
“你做了错事。但你还有机会改正。”
“怎么改正？”
“说出来。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关于周明远，关于蜃楼，关于那些地皮。说出来。”
老人沉默了很久。风吹过来，桂花的花瓣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的头发上，落在他的膝盖上。他伸出手，接住了一片花瓣。花瓣是金黄色的，小小的，在他的掌心里像一颗微缩的星星。
“我会说的。”他说。“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不是为了赎罪。是因为——是因为我种了一棵桂花树。在我家的院子里。每年秋天，花开了，满院子都是甜的。我老婆喜欢那个味道。她说‘老刘，这棵树真好’。她不在了。但树还在。每年秋天，它还会开花。它不会忘记。我也不应该忘记。”
他看着林深。“你是谁？”
“我叫林深。我是来帮你的。”
“林深。”他重复了一遍。“谢谢你。”
林深摇了摇头。“不用谢。这是我该做的。”
他在芜湖待了一天。刘建国签了一份证词，把他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写了下来。周明远是怎么找他的，给了他多少钱，让他批了哪些地皮。他写得很慢，字很抖，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写完了，他把那张纸叠好，递给林深。
“拿去。”他说。“交给该交的人。”
林深接过那张纸，放进口袋里。“好。”
他离开休所的时候，回过头，看了一眼。刘建国还坐在藤椅上，手里握着一片桂花花瓣。风吹过来，花瓣从他的手心里飘走了，在空中转了几圈，然后落在地上。他看着那片花瓣，看了很久。
林深掏出手机，给苏晚发了一条消息：“在吗？”苏晚秒回：“在。”他又发了一条：“刘建国签了证词。关于周明远的地皮。”苏晚回：“好。我这边也找到了两个人。一个在嘉兴，一个在湖州。都签了。”“好。”“你累吗？”“不累。”“骗人。”“嗯。骗人。我累。”“我也累。”“那我们快点做完。早点回去。”“好。”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向了火车站。
分开后的第三天，他们在安徽汇合了。芜湖，火车站。林深站在出站口，看着人群。苏晚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拉着那个黑色的旅行箱。她的头发散了，马尾歪到了一边，几缕碎发贴在她的脸颊上。她的眼镜上有灰尘，衣服上有褶皱，鞋子上有泥点。她很累。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疲惫，是某种更深层的、更古老的东西。是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做了很多的事，见了很多的人，记住了很多的故事之后，眼睛里会有的那种东西。很亮，很沉，像一口被人挖深了的井。
林深站在那里，看着她。她看到他，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很淡，但很真实。
“在吗？”她问。
“在。”他说。
他们站在出站口，两个人，面对面。阳光从头顶的玻璃棚照下来，在他们的脚下投下两个短短的、挨在一起的影子。
“走吧。”苏晚说。“还有最后两个。安徽的。”
“走吧。”
他们上了车。苏晚坐在驾驶座上，发动了引擎。林深坐在副驾驶上，系好安全带。车驶出了火车站，驶上了公路。窗外的风景在飞速后退，稻田，村庄，树木，天空。
“苏晚，”林深说，“你找到的两个人，他们说了什么？”
苏晚沉默了一会儿。“一个在嘉兴。一个在湖州。一个是规划局的人，和刘建国一样。一个是建筑公司的老板，帮周明远建了疗养院。他们都知道那些箱子。都知道地基里的东西。都收了钱。都选择了忘记。”
“他们愿意作证吗？”
“愿意。一个说‘我不想带着这个秘密进棺材’。一个说‘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到那些箱子。我受够了’。”
林深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我们还有两个。安徽的。一个在合肥，一个在安庆。”
“他们是什么人？”
“一个是法医。帮周明远处理过那些尸体。一个是警察。帮周明远压过那些报案。”
“他们会说吗？”
“不知道。但我们要去问。”
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阳光越来越亮。林深睁开眼睛，看着窗外。天空很蓝，很净，没有云。
“苏晚，”他说，“你知道吗？赵衡说的那些话——关于蜃楼的——我一直在想。”
“想什么？”
“想那栋楼。它不存在。但它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在顾念的记忆里，在周明远的记忆里，在那些被植入记忆的人的记忆里。它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像一棵种在脑子里的树。你砍不掉。因为它不是种在土里，是种在心里。”
苏晚没有说话。她把车开得更快了一些。
“林深，”她终于说，“你知道吗？那栋楼——蜃楼——它不只是一栋楼。”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梦。一个很多人的梦。顾念的梦，周明远的梦，那些工人的梦，那些被植入记忆的人的梦。他们梦到了一栋很高很高的楼，高到看不见顶。那栋楼在梦里很美。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折射出七彩的光芒。他们站在楼下，仰着头看，脖子酸了也不肯低头。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低头了，那栋楼就消失了。”
她停了一下。
“但梦总会醒的。醒来了，那栋楼就不在了。但他们记得。他们记得站在楼下看它的感觉。脖子酸酸的，眼睛亮亮的，心里满满的。那种感觉——不是假的。是真的。是他们的。没有人能偷走。”
林深看着她。阳光从车窗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照亮了她的侧脸。她的嘴唇在微微翕动，她在说话。但他没有听清。他只是在看。他在看她。
“苏晚，”他说，“你有过那种感觉吗？”
“什么感觉？”
“站在一栋很高很高的楼下，仰着头看，脖子酸了也不肯低头。”
苏晚沉默了一会儿。她把车开得很慢，很慢，像一个在回忆什么的人。
“有。”她说。“很久以前。”
“在哪里？”
“在德国。我在那里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有一天去了科隆大教堂。它很高，很高，高到看不见顶。我站在下面，仰着头看，脖子酸了也不肯低头。因为我觉得，如果低头了，它就消失了。”
她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很淡，但很真实。
“但它没有消失。它在那里。在德国，在科隆，在莱茵河边。它已经在那里几百年了。还会在那里几百年。不需要任何人记得。它就在那里。”
林深看着她。“那你为什么还要仰着头看？”
“因为我想记住。记住那个感觉。脖子酸酸的，眼睛亮亮的，心里满满的。那种感觉——不是建筑给我的。是我自己的。是我站在它下面，仰着头看它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长出来的东西。没有人能偷走。”
林深沉默了很久。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阳光在路面上流淌。他伸出手，握住了苏晚放在方向盘上的手。她的手很温暖，手指修长，骨节分明。
“苏晚，”他说，“我们快做完了。”
“嗯。”
“做完之后，回上海。找赵衡。找顾念。找老K。找陈丽华，李小雨，张伟，孙志明，刘芳，王建国，陈建国，刘建国。把所有的证词放在一起。把所有的记忆放在一起。然后——”
“然后？”
“然后让他们看到。让所有人看到。那些箱子，那些地基，那些被偷走的人生。让他们看到。让他们记住。”
苏晚握紧了他的手。“好。”
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阳光越来越亮。林深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看到了那栋楼。螺旋形的，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他站在下面，仰着头看，脖子酸了也不肯低头。因为如果低头了，它就消失了。但他不想让它消失。因为它在他的记忆里。在顾念的记忆里，在周明远的记忆里，在那些被植入记忆的人的记忆里。它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像一棵种在心里的树。你砍不掉。因为它不是种在土里，是种在心里。
他睁开眼睛。窗外，天空很蓝，很净，没有云。
“苏晚，”他说，“到了叫我。”
“好。”她说。“你睡吧。”
他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