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三，沈蘅要下江宁了。
天还没亮，春杏就把她叫醒了。
她换了一身轻便的衣裳，头发简单地绾了一个髻，用一支银簪别住，没有戴任何首饰。
她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三个箱子，一个装衣裳，一个装书籍和画具，一个装那些她画过的舍不得的画和一些零碎的东西。
春杏说带的东西太少了，不像魏国公府的少夫人。
她说，去江宁又不是搬家，带那么多东西什么。
陆昭远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他穿着一件玄色的直裰，腰悬玉佩，头发束得一丝不苟。
他面前停着两辆马车——一辆给他和沈蘅坐，一辆给春杏和行李坐。
车夫已经把马套好了，马匹在晨风中打着响鼻，蹄子在地上刨来刨去，显得有些不耐烦。
沈蘅走出院门时，陆昭远正站在马车旁边，看着远处的天空。天边有一抹鱼肚白，细细的，长长的，像一条白线横在天与地的交界处。
他听见脚步声，转过头，看了她一眼。
“走吧。”他说。
沈蘅点了点头，上了马车。
马车从永宁坊出发，穿过朱雀大街，从明德门出了城。
沈蘅掀开车帘，回头看了一眼长安城的城墙。高大的城墙在晨光中巍然矗立，青砖灰瓦，旌旗猎猎，像一个沉默的巨人。
城墙上有一排雉堞，雉堞后面是灰蒙蒙的天空，天空上挂着几颗还没落下去的星星，冷冷清清的，像几滴眼泪。
她看了很久，久到城墙变成了一个小黑点，久到小黑点消失在地平线上。
她放下车帘，靠在车壁上。
“小姐，”春杏在后面的马车里，不在她身边。她一个人坐在马车里，对面是陆昭远。
他坐在她对面，中间隔着一张小小的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壶茶和两个茶杯。
马车在官道上颠簸，茶杯在茶几上轻轻碰撞，发出细碎的叮当声。
沈蘅看着那两只杯子，忽然想起父亲。想起他坐在书房的椅子上，手里端着那只画着兰草的杯子，喝一口茶，然后放下，继续批改公文。
想起他说，“蘅儿，你画的兰草太瘦了，兰草要肥一点才好看。”
她说不肥，兰草就是瘦的，肥了就不是兰草了。
他笑了，说好吧好吧，你说瘦的就是瘦的。
她忽然很想哭。陆昭远坐在对面，她不能哭。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他靠在车壁上，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他的睫毛很长，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他的嘴唇微微抿着，下颌的线条在光影中显得格外分明。他睡着了。
她看着他的脸，看了很久。然后她转过头，掀开车帘，看着窗外的风景。
官道两旁是大片的麦田，麦子已经抽穗了，绿油油的，在风中起伏，像一片绿色的海。
远处的山峦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幅水墨画。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景。
在长安，她只能看见坊墙、屋檐、树梢。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片的田野，这么远的山，这么蓝的天。
她忽然觉得，世界很大，而她很小。小得像一粒尘埃，被风吹着，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
马车走了一整天，傍晚时分到了一个叫“灞桥”的小镇。
灞桥在长安东边，是出长安的第一站，也是送别的地方。
长安人送客，送到灞桥就回头了。灞桥有柳，折柳送别，是长安的习俗。
马车在驿站门口停下来。陆昭远睁开眼睛，看了沈蘅一眼。
“到了。今晚住这里，明天再走。”
沈蘅点了点头，下了马车。
驿站很小，只有几间客房，但收拾得还算净。春杏已经把行李搬进去了，正在铺床。
看见沈蘅进来，她笑着说：“小姐，这地方虽然小，但挺净的。我看了，被子是新换的，没有味道。”
沈蘅笑了一下：“你倒是细心。”
“那当然，”春杏得意地说，“我可是小姐的贴身丫鬟，不细心怎么行。”
沈蘅在椅子上坐下，春杏给她倒了一杯茶。她端起来喝了一口，是粗茶，有些涩，但热腾腾的，喝下去胃里暖烘烘的。
“小姐，”春杏小声说，“姑爷在外面站着，不知道在什么。”
沈蘅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陆昭远站在院子里的柳树下，背对着她，看着远处的天空。夕阳的余晖照在他身上，给他玄色的衣裳镀上了一层金边。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
她看了一会儿，关上窗户，坐回椅子上。
“别管他。”她说。
春杏看了她一眼，欲言又止，最终没有说什么。
……
那天晚上，沈蘅失眠了。
她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声。
灞桥的虫鸣声跟长安不一样。
长安的虫鸣声是细碎的、急促的，像有人在耳边低语。
灞桥的虫鸣声是悠长的、缓慢的，像一首催眠曲。
可她睡不着。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灞桥柳”三个字，是驿站老板挂的。
字写得很一般，结构松散，笔力不足，但“柳”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柳枝在风中飘荡。
她看着那个“柳”字，忽然想起灞桥的柳。
长安人送别，折柳相赠，因为“柳”和“留”谐音，意思是挽留。
可没有人挽留她。父亲没有，母亲没有，弟弟们没有。他们只是站在府门口，看着她上了马车，看着马车消失在巷口。
没有人折柳，没有人说“留下来”。
她翻了个身，面朝窗户。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银白色的光。
她看着那片光，忽然想起出嫁前一天晚上，母亲赵氏来她房里说的话。
“蘅儿，”赵氏坐在床边，拉着她的手，“你嫁过去之后，要好好过子。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忍着。忍一忍，就过去了。”
她当时点了点头，说“女儿记住了”。
可她不知道要忍什么。现在她知道了。
忍他的冷漠，忍他的疏离，忍他心里有别人，忍她只是一个替身，一个影子，一个长得像别人的替代品。
忍一年，忍两年，忍十年，忍一辈子。忍到她的心变成石头，忍到她的笑变成画，忍到她忘记自己是谁。
她闭上眼睛，把被子拉过头顶，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第二天一早，他们继续赶路。
马车从灞桥出发，沿着官道一路向东。过了潼关，过了洛阳，过了郑州，然后折向南，经襄阳、武昌，最后到达江宁。
这一路走了将近一个月。
沈蘅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
她的身体不算强壮，路上的颠簸让她很不舒服，晕了好几次车。春杏心疼得不得了，一路上又是找大夫又是熬药，忙得脚不沾地。
陆昭远骑马走在前面，偶尔会回来看看她的情况。
每次他掀开车帘，看见她苍白的脸色，都会皱一下眉头，说一句“再坚持一下，快到了”，然后放下车帘，继续骑马走在前面。
沈蘅看着他放下车帘的动作，忽然觉得很好笑。
他们是夫妻，可他们之间最亲密的接触，就是在马车里偶尔碰到的膝盖。
他坐在她对面，她靠在车壁上，两人之间隔着一张小小的茶几。
茶几上放着一壶茶和两个茶杯，茶杯是白瓷的，上面画着兰草。兰草是她画的，瘦瘦的，细细的，像她这个人一样。
她忽然想，如果父亲知道她要去江宁，会说什么？会说“一路平安”？会说“好好照顾自己”？还是会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她靠在车壁上，闭上眼睛。马车在官道上颠簸，茶杯在茶几上轻轻碰撞，发出细碎的叮当声。她听着那个声音，慢慢地睡着了。
她梦见自己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花是粉红色的，密密匝匝的，像一片云。树下站着一个人，穿着月白色的衣裳，背对着她。
她想走过去，脚却像生了，一步也迈不动。她拼命地喊，可那个人听不见。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
风来了，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来。那个人转过身来——
是陆昭远。
他看着她，眼神很冷，冷得像冬天里的湖水，结了冰，看不见底。
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说了什么，可她听不见。她拼命地听，可什么都听不见。她只看见他的嘴唇在动，一下一下的，像在念一个人的名字。
映月。
她在梦里听见了那个名字。不是他说的，是风说的。风把那个名字从千里之外的岭南吹过来，吹过千山万水，吹过长江黄河，吹到她的耳朵里，像一针，扎进了她的心。
她惊醒过来。
马车还在走，茶杯还在碰撞，春杏在后面哼着小调。
陆昭远骑马走在前面，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挺拔。
她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她永远走不到他身边。不是因为那一尺的距离，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位置，那个位置不是留给她的。
她可以长得像那个人，可以穿得像那个人，可以笑得像那个人，可她不是那个人。她永远都不是。
她靠在车壁上，闭上眼睛。听着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听着茶杯碰撞的声音，听着春杏哼的小调，听着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很慢，很沉，像有人在敲一面鼓。
鼓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风中。
她睡着了。
这次是真的睡着了。
马车继续往南走。过了长江，天就暖了。路边的树从光秃秃变得绿油油，田里的庄稼从麦子变成了水稻，空气从燥变得湿润。
一切都变了。天变了，地变了，风变了，水变了。
只有她没有变。她还是那个安静的、懂事的、把所有的委屈都咽在肚子里的沈蘅。
长安越来越远，远到她再也看不见城墙，远到她再也听不见钟鼓楼的声音，远到她再也闻不到腊梅的香气。可她心里那个背影还在。
那个穿着月白色衣裳、站在回廊下的少年还在。他永远不会转过身来，可她还在等。
马车在五月的最后一天到达了江宁。
“到了。”陆昭远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她下了马车，站在江宁的土地上。
空气是湿润的，带着水汽和青草的味道。
风是软的，吹在脸上像母亲温暖的手。
天是蓝的，蓝得透明，蓝得像一块巨大的水晶。
她深吸了一口气，挺直了脊背，迈步往前走。
春杏跟在后面，陆昭远走在前面。他们三个人，一前两后，走在江宁的青石板路上，像一幅画。一幅没有颜色的画。
她不知道，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有一个人正在等她。
一个会看见她的人，一个会问她“你过得好吗”的人，一个会说“你的眼睛里没有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