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对父亲的恨，是从那个摔碎的暖水瓶开始的。
但那不是源头。源头更早，早到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他记得小时候在甘肃老家，有一年冬天，家里没有煤了，炕是凉的。他缩在被子里发抖，牙齿咯咯地响。韩芳把所有的被子都盖在他和张衡身上，自己裹着一件旧棉袄坐在灶台边。
“妈，你不冷吗？”他问。
“不冷。”韩芳说，“妈在灶台边，暖和。”
后来他才知道，灶台早就灭了。韩芳是在骗他。
而父亲呢？父亲在另一个屋子里，裹着被子看书。他听见父亲翻书的声音，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像是每一个字都要嚼碎了咽下去。
他不明白，为什么书比人重要。为什么那些密密麻麻的字，比一个家的温暖更重要。
后来他长大了，开始懂得了一些事情。但他宁愿自己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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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走后的第一个月，张毅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站在一片雪地里，四周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见。他喊“爸”，没有人应。他往前走，走啊走，走了很久，看见前方有一个模糊的背影。
他认出那是父亲。
他跑过去，想抓住父亲的胳膊。但他的手穿过了父亲的身体，像穿过一团雾。父亲继续往前走，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风雪里。
张毅从梦里醒来，发现自己的枕头湿了。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他告诉自己，那不是眼泪，是汗。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梦见过父亲。
他的恨，像一块石头，沉在心底最深处。他不跟任何人提起，包括母亲。他只是默默地把它揣着，像揣着一把刀。不拿出来用，但也绝不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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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们有时候会聊起家里的事。有人说老婆又跟他吵架了，有人说孩子考试不及格，有人说爹妈身体不好。
轮到张毅，他什么都不说。
“张毅，你爸呢？做什么的？”有人问过。
“死了。”他说。
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工友们面面相觑，不再问了。从那以后，没有人再问过他家里的事。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哑巴”，不是因为他真的不会说话，是因为他什么都不愿意说。
张毅不介意这个外号。他甚至觉得挺好。哑巴就不用回答问题，不用跟人打交道，不用跟这个世界有太多牵连。
他只需要活。搬砖、扛水泥、推沙子。一天十五块。一个月四百五。
他把挣来的钱大部分交给母亲，只留下一点买烟和吃饭。
他没有什么别的开销。不喝酒，不打牌，不跟工友们出去吃饭。他的生活简单得像一条直线——从家到工地，从工地到家。
有时候工友们叫他一起去喝酒，他摇摇头。不是不想喝，是怕喝醉了控制不住自己。他怕喝醉了会哭，会骂人，会把心里那块石头搬出来砸人。
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脆弱的样子。
他见过母亲脆弱的样子——只有一次，是在父亲走后的第三天，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经过母亲的房间，听见里面有一种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声音。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没有推门进去。
第二天早上，母亲照常早起，照常做早饭，照常去上班。脸上什么痕迹都没有。
张毅想，这就是他该学的东西——不是不痛，是痛了也不让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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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对父亲的恨，在得知父亲提走了一万两千块之后，变成了一种更冷的东西。
不是愤怒了。愤怒是热的，会烧掉人的理智。他心里的那种东西是冰的，硬的，像冬天的冻土，铲都铲不动。
他开始疯狂地活。别人搬一车砖，他搬两车。别人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他只休息十分钟。师傅说他“不要命了”，他不说话，只是继续搬。
他不是不要命。他是要把父亲欠下的那份，一起挣回来。
一天十五块，一个月四百五，一年五千四。一万两千块，他要两年零三个月。
两年零三个月，不吃不喝。
但他不可能不吃不喝。他得吃饭，得交钱给母亲，得供弟弟上学。所以他实际能攒下来的，远远不够。
他开始接夜班的活儿。工地上赶工期的时候需要人加班，夜班比白班多五块钱。他就白天搬砖，晚上继续搬，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半个月下来，他瘦了十斤。眼睛凹进去了，颧骨更突出了，整个人像一副行走的骨架。
韩芳心疼得不行，着他多吃饭。她把家里仅有的鸡蛋都留给他，每天煮一个，塞进他手里。
“吃。”
“妈，你吃。”
“我吃过了。”
“你骗人。”
韩芳瞪了他一眼：“叫你吃就吃，哪那么多废话。”
张毅把鸡蛋接过来，剥了壳，掰成两半，一半塞进母亲嘴里，一半自己吃了。
韩芳嚼着鸡蛋，眼眶红了。但她没让眼泪掉下来。
“毅儿，别太累了。妈能行。”
“我知道你能行。我也能行。”
韩芳看着大儿子的脸，忽然觉得他长大了。不是那种慢慢的长大，是一夜之间被催熟的长大。像田里的麦子，被一场冰雹打弯了腰，又自己硬撑着直起来。
她心疼，但她说不出“别了”这样的话。因为她知道，张毅需要这个。需要把自己累到极致，累到没有力气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活是她的药，也是张毅的药。
这个家，就是用这种药，一剂一剂地撑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