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夹具的机械部分比杨明预想中来得快。韩春生拿着图纸去机修车间，机修车间的主任老崔看完图纸，说了一句：“这东西简单，三天。”结果第二天下午就派人把零件送来了。电动机是仓库里翻出来的，上海产的微型异步电机，铭牌上印着“1960年5月”，全新未用过。皮带轮和减速齿轮组是老崔亲手车的，钢料用的是废品库翻出来的边角料。老崔说，反正是试验品，好用就行。
杨明把零件摊在测试车间的台子上。电动机、皮带轮、齿轮组、轴承座、装套筒的转轴，全部摆开。他开始装配。装到一半的时候，韩春生蹲在旁边看，看了一会儿忽然说：“老于今天问我了。”
杨明手里的螺丝刀没停。“问什么？”
“问‘那孩子的东西做得怎么样了’。”
杨明把轴承座固定在底板上，拧紧最后一颗螺丝。“你怎么说的？”
“我说快了。他嗯了一声，没再问。”
杨明装好机械部分，开始焊控制电路。单结晶体管的触发电路不复杂，他在面包板上搭过很多次了。胶木底板、铆钉、元件引脚直接焊上去。电阻、电容、二极管、单结晶体管、可控硅，一个一个焊好。焊到可控硅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这颗可控硅是国产的，北京电子管厂自己试制的，型号3CT1，外壳是金属的，顶上印着一颗五角星。系统标出了一处茬——门极触发灵敏度偏低，需要的触发电流比标称值大百分之二十。但能用。他把触发电路的输出电流调大了一点，补偿了这个偏差。
电路焊完，接上电动机，通电。电动机转起来了。他拧动调速旋钮，转速从慢到快，从快到慢，平滑地变化着。示波器探针接在电动机两端，荧光屏上，交流波形被可控硅切掉了一角，切角的大小随着旋钮的转动而变化。他拧到最快，测了一下转速，大约每分钟一百五十转，比设计值高了一点。没关系，减速比是十比一，输出端大约十五转，一秒转四分之一圈。老于手工转套筒的速度，大概也是这个节奏。
他把电源关掉。旋转夹具做完了。
老于是第二天上午来的。测试车间里只有杨明一个人，韩春生去材料库领东西了。老于推开门的时候，杨明正在用一只报废的阴极套筒试转。套筒装在夹具上，电动机带动它匀速旋转，速度调到了最慢的那一档，转得很稳，没有晃动，没有异响。
老于走过来，站在旁边看。看了一会儿，他伸出手。手很瘦，指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有浆料的灰色痕迹。他把手伸到调速旋钮上，没有拧，只是把手放在上面。
“这个怎么用？”
杨明演示给他看。旋钮往左拧，转速变慢；往右拧，转速变快。老于看着他的手，然后自己把手放上去。他拧得很慢，旋钮在他手里一点一点地转动，电动机的声音跟着一点一点地变化。他拧到一个位置，停下来，看着旋转的套筒。看了一会儿，又拧了一点。再停下来，再看。反复了四五次，他停在一个转速上。然后松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镊子，夹起一只套筒，装在夹具上。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那竹筷子，蘸了浆料，点在套筒顶端。
喷枪拿起来了。
老于做涂覆的时候，身体会微微前倾，像一个人凑近了听什么声音。喷枪在他手里走得很慢，从上往下。这一次他没有转套筒——套筒自己在转。他的手只是把喷枪匀速地往下移，速度和他几十年来手工转动套筒的节奏完全一样。喷完了，他把套筒从夹具上取下来，举到灯光下。
涂层的颜色从上到下完全一致。没有深浅变化，没有流淌的痕迹。
老于看着那只套筒。看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把套筒放在工作台上，把手伸进工装口袋，掏出那枚音叉。1954年，南京电子管厂。1000赫兹。他把音叉放在旋转夹具旁边，挨着调速旋钮。
“这个转速。”他说，手指点了点旋钮上他用指甲掐出来的那个位置，“记住。”
杨明低头看那个位置。旋钮是黑色的胶木，老于的指甲在上面掐出了一道浅浅的白印。
“记住了。”他说。
老于点了点头，把竹筷子回口袋，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那枚音叉，你拿着吧。”
门关上了。
杨明低头看着工作台上的音叉。1954年，南京。叉臂磨得发亮，刻字已经模糊了，但“1000Hz”还看得清。他把它拿起来，用指甲弹了一下。嗡——声音在测试车间里回荡，和上海教学仪器厂那枚1962年的音叉完全一样的频率。但声音不一样。上海那枚的声音是尖的，像一银针。南京这枚的声音是圆的，像一颗石头丢进井里。他把两枚音叉并排放在工作台上。一枚八岁，一枚一个月。两枚都是1000赫兹。
他把老于的音叉拿起来，装进口袋。钢是凉的，带着老于工装口袋里的温度。
宋之问是下午来的。他进来的时候，杨明正在用旋转夹具做第一批正式涂覆。六只套筒，老于调好的浆料，转速定在白印的位置。涂完一只，换下一只，六只全部涂完，摆在管架上晾。宋之问拿起一只，对着灯光转着看。
“老于调的浆料？”
“是。”
“转速是他定的？”
“是。”
宋之问把套筒放下，然后从腋下抽出一直夹着的一个文件袋。牛皮纸的，杨明认得这个袋子——他装FU-100F栅极补偿电路初步方案的那个袋子。宋之问把文件袋放在工作台上，没有打开。
“这份方案，我看了两遍。”
杨明等着他说下去。
“补偿思路是对的。高频段增益下降，用频率补偿网络提升驱动信号幅度来抵消。理论上走得通。”宋之问停了一下，“但有一个问题。FU-100F的工作频率在短波段，最高到三十兆赫。在这个频率下，补偿网络里的电感和电容，寄生参数已经不能忽略了。你算出来的理论值，焊成实物之后，会偏。”
杨明沉默着。他知道这个问题。系统灌输的知识里有高频电路的分布参数理论——引线电感、分布电容、趋肤效应、介质损耗。频率越高，这些寄生参数的影响越大。他在方案里用的是集总参数模型，到了三十兆赫，这个模型的误差会大到不可接受。
“我需要做实物。”他说，“焊出来，测，然后改。”
宋之问看着他。“FU-100F是十所的管子。红星厂不生产，也不测试。你手里只有陈总给你的那一只样管。”
杨明点头。
“一只样管，你焊一个补偿电路，测一次，改一次，再焊，再测。等调到最佳值，那只管子已经被你焊废了。”
杨明沉默着。宋之问说的是事实。电子管的引脚经不起反复焊接。栅极引出线是钼丝，表面镀了银，每焊一次，银层就被锡吃掉一点。焊到第五六次，引出线就断了。
“你需要一个测试座。”宋之问说，“不是普通电子管的测试座，是FU-100F专用的。上去就能测，不用焊接。改一次电路，上去测一次，测完拔下来，管子不受伤。”
杨明看着宋之问。他没有提过测试座的事。不是不想，是他知道FU-100F的测试座不是标准件。这种发射管是十所刚定型的，红星厂既不生产也不使用，不可能有它的测试座。要做一个，得拿到管脚的定义图，得加工专用的管座，得开模具。
“宋科长，测试座——”
“十所做。”宋之问打断他，“陈总打了电话。十所试制车间，照FU-100F的管脚图，做一个专用测试座。材料用聚四氟乙烯，高频特性好。做好之后，派人送来。”
杨明握着老于的音叉。钢质叉臂被手心捂热了。
“什么时候到？”
“一周后。”
宋之问把文件袋打开，从里面抽出那份方案。杨明的手写稿，四页纸，边缘已经被翻得起了毛。他翻到最后一页，那里空着。杨明写方案的时候，写到结论就停了。
“这一页。”宋之问说，“等你拿到测试座，测完第一轮数据，把实测结果写在这里。然后这份方案，我帮你递。”
杨明看着那页空白的纸。他的手写稿，炭黑墨水，前面四页写得密密麻麻，电路图、计算公式、理论推导、预期效果。但最后一页空着。他写的时候就知道这一页要空着。因为理论只是理论，实物才是实物。
“我会填满。”他说。
宋之问把方案装回文件袋，放在工作台上，然后看向管架上那六只刚刚涂覆完的阴极套筒。涂层已经半了，灰黑色的表面在灯光下泛着湿润的光泽。
“旋转夹具，老于用了？”
“用了。转速是他自己定的。”
“涂层厚度测了吗？”
“还没透。了之后称重。”
宋之问点了点头。“等称完重量，把数据附在6209批次的分析报告后面。绕线机轴承、阴极涂层，两件事合并成一份完整的批次改进报告。”
杨明应了一声。宋之问往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老于把音叉给你了？”
杨明从口袋里掏出那枚磨得发亮的音叉。1954年，南京。宋之问接过去，用拇指抚过叉臂上的刻字，动作很轻。
“这枚音叉，我见过。年，老于从南京调来北京的时候，行李里就带着它。”他把音叉还给杨明，“他给你，不是送你的。”
“我知道。”
宋之问没有再说。他推门走了出去。
杨明把音叉放回口袋。钢是凉的，但口袋是热的。
接下来一周，杨明每天放学后都去红星厂。旋转夹具正式用在6209批次的阴极涂覆上。老于调浆料，杨明调转速。两个人配合了三天，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参数组合：浆料的“那个声”，加上旋钮上的“那个白印”。组合在一起，涂出来的套筒，涂层厚度偏差从前期的百分之十几降到了百分之五以内。杨明把数据记在算术本上，画了一条曲线。横轴是批次号，纵轴是厚度偏差。曲线从6209-001到6209-020，前半段起伏剧烈，后半段平稳下来，像一条河从峡谷流进了平原。
他把这条曲线附在了批次改进报告的最后。报告正文写完了，绕线机轴承更换、旋转夹具设计制造、浆料配比固定方案、涂层厚度一致性改善数据。全部加起来，一共十一页，五张图表。杨明在最后一页签上名字和期。
韩春生把报告送到生产科。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木盒子。
“十所送来的。”
杨明接过来。木盒不大，比手掌大一圈。打开，里面是一块白色的聚四氟乙烯板，板上镶嵌着一圈镀金的管脚座。座排列成一个圆形，和FU-100F的管脚分布完全一致。板子背面引出十几彩色导线，每导线末端焊着香蕉头，可以直接到测试仪器上。测试座。聚四氟乙烯，镀金座，彩色导线。十所的人用一周时间，给他做了这个。
杨明把测试座从木盒里取出来，放在工作台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枚FU-100F，玻璃管壳在灯光下微微发亮。他把发射管的管脚对准座，轻轻按下去。管脚滑进镀金的座里，严丝合缝。二十三处茬，他可以开始看了。
他把测试座的导线一一进测试仪器——屏极电源接高压，栅偏压接可调电源，灯丝接低压大电流，输入信号接信号发生器，输出接功率计和示波器。全部接完，检查了两遍。然后打开电源。灯丝亮起来，暗橙色的光从FU-100F的玻璃管壳里透出来。预热。
他打开高压。屏极电压加上去的一瞬间，示波器屏幕上跳出了波形。不是正弦波——他输入的是正弦波。但输出波形上叠加了一层细密的高频振荡，像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无数细小的漩涡。
【茬：栅极二次电子发射抑制不足，导致高频寄生振荡。二次电子在栅极和屏极之间来回振荡，形成高频分量，叠加在输出信号上。】
系统标出了茬。但这一次，茬不是静态的。它寄生在波形里，在三十兆赫的频率下，像一条活着的、扭动的蛇。杨明盯着示波器屏幕上那层细密的振荡。理论上的补偿网络，在实际波形面前，显得太简单了。他把补偿电路的原型焊在面包板上，接入栅极回路。调节可变电容。示波器上的振荡波形抖动了一下，幅度降低了一点，但没有消失。再调。再降一点。他调了一个下午，振荡幅度降了大约一半。剩下的那一半，无论如何调不下去。
杨明把手从旋钮上拿开，看着示波器屏幕。振荡还在。他找到了第一道门，推开了一半。另一半还关着。
他拿起铅笔，在算术本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高频寄生振荡——除二次电子发射外，可能存在第二激励源。待查。”
然后把铅笔放下。窗外，天黑了。测试车间的光灯白得发冷。FU-100F的灯丝在他手边发着暗橙色的光。他把高压关掉，灯丝关掉。发射管的玻璃管壳慢慢暗下去。
二十三处茬。他刚刚开始看第四处。
他把测试座上的香蕉头一个一个拔下来，把FU-100F从测试座上取下来，管脚离开镀金座时发出轻微的摩擦声。他把发射管装回口袋，把测试座放回木盒，盖上盖子。木盒内侧的盖子上印着一行字——“第十研究所试制车间，1962年12月”。
他把木盒夹在腋下，走出测试车间。走廊里没有开灯。他摸黑走到门口，推开门。北京的冬夜扑面而来。他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风里。
回到四合院时，院里只有何雨柱的屋还亮着灯。杨明推门进屋，刘秀兰已经睡了。他划火柴点上煤油灯，把木盒放在桌上，打开盖子。聚四氟乙烯的测试座在灯光下白得像一块玉，镀金座反射着火苗的光。
他把老于的音叉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测试座旁边。1954年的音叉，1962年的测试座。两样东西隔着八年，安安静静地躺在同一盏煤油灯下。
窗外，风停了。院子里最后一点声响也静下来。杨明翻开算术本，翻到画着FU-100F补偿电路的那一页。在“第二激励源”旁边打了一个问号，然后开始写今晚的第一行字。
铅笔在纸面上沙沙地响。
那枚FU-100F立在桌角，玻璃管壳里，金属陶瓷电极沉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