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孙德厚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本存折。
他坐在饭桌前，把存折摊开，推到我面前。
“你看看。”
我接过来。
是他的个人账户，我平时没有动过的那本。上面有一笔一笔的记录，每一笔旁边都用铅笔注了字。
“2月5号，给雅琴红包2000。”
“3月17号，给豆豆买衣服800。”
“5月1号，雅琴生转账3000。”
“6月8号，方志伟借款5000——未还。”
“8月15号，豆豆兴趣班2400。”
“10月3号，方志伟借款8000——未还。”
密密麻麻的，从两年前记到现在。
我一行一行地看完，算了一下总数。
“这里面有将近四万。”
“四万一千六。”他纠正我。
“你怎么没跟我说？”
“你给的那些我没法拦。这些是他们直接找我要的。”
我放下存折。
“四万一千六加上我的十四万五——”
“十八万六千六百块。”
他已经算过了。
我们两个人，两年时间，给了女儿女婿将近十九万块。
不算逢年过节的红包，不算给豆豆买这买那的零碎。
“德厚，我们的存款还剩多少？”
“你管着的那部分你清楚，我这边，活期加定期，还剩二十六万。”
我管的那部分，定期加国债，还有三十一万。
合起来五十七万。
这是我们两个人工作了大半辈子攒下来的家底。
加上那两套房子。
“如果——”他停了一下。“如果我们有一个人生病住院，你算过要花多少钱？”
“算过。”
我做过一辈子公家的账，自己的账当然也算过。
“大病的话，自费部分加上护理费，一年至少要十万到十五万。”
“两个人呢？”
我没回答。
他也没再问。
答案我们都清楚——如果两个人同时出状况，五十七万撑不了几年。
“桂英，我想好了。”
“什么？”
“那两套房子，现在就做公证。”
“公证什么？”
“自住的这套，写明是夫妻共同财产，任何一方不能单独处置。福利房那套——”
他顿了一下。
“不给雅琴。”
我看着他。
他看着我。
“至少现在不给。”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你不同意？”他问。
“我不是不同意。我是——”
“你是怕她生气。”
我承认了。
“是。”
“桂英，她生气一阵子，我们还能活几十年。她把房子拿走了，我们后半辈子靠谁？”
这话说得太实在了，实在到我无法反驳。
“好。”我说。“你去安排。”
孙德厚做事一向稳当。
他花了一周时间，找了一个在司法局工作的老同学，问清楚了公证的流程和费用。然后又自己去了一趟公证处，拿了表格和材料清单。
这些事他没有告诉雅琴。
我也没告诉。
那个周末，我们去了公证处。
办手续的时候，公证员问了一句：“两位老人家，做财产公证，是有什么特殊考虑吗？”
孙德厚说：“年纪大了，把事情理清楚。”
公证员又问：“需要通知子女吗？”
“不需要。”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