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政府回来后，祁同伟没有直接回家。
他沿着屯子里那条土路，拐进了二婶家的院子。二婶家的房子比他家好一些——院墙是碎石头砌的，虽然不高，但齐齐整整。院子里养着几只芦花鸡，见他进来也不躲，只是歪着脑袋，用一只眼睛警惕地打量他。
二婶正在灶房里蒸窝头。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铁锅上的笼屉冒着白汽，满屋子都是玉米面的焦香。她五十出头，身板壮实，脸上总是挂着笑，是那种天塌下来都能先给你盛碗饭的人。
“同伟！你咋来了？”二婶看见他，眼角的褶子全笑开了，从笼屉里抓了个窝头塞到他手里，“刚蒸的，先吃一个！你娘昨天还念叨你呢，说你瘦了……让我看看——哎哟，真瘦了，这脸上的骨头都出来了！”
“没瘦，精神着呢。”祁同伟接过窝头咬了一口，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坐下，“二婶，求你帮忙张罗几天伙食。过两天省里有个老师带几个学生来实践，得管几顿饭。”
二婶听完，二话没说，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管饭！那有啥说的！你带来的人，就是二婶的贵客。”她转头就去翻灶房角落里那袋白面——那是过年才舍得吃的存货，袋口扎得紧紧的，上面还压着一块石头防老鼠。
“那个姓梁的教书老师，女的——她忌不忌口？”二婶回头问了一句。
祁同伟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二婶会问这个。前世他跟梁璐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那么多年，从没关心过她忌什么口。“应该不忌，清淡点就成。”
“城里老师，讲究。”二婶把白面盆搬出来，又探进一个陶罐里夹出一块封了边的红糖砖，在案板上敲了一小块收在灶台角。那是她留着年三十蒸糖包用的。“读书人，口味淡。”她一边和面一边说，“我给你们蒸白面馒头，再炖一锅酸菜粉条，过年剩的腊肉还有几条。红烧——不行，读书人嫌腻。清炖，放点蘑菇。”
祁同伟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啃着窝头，看着二婶忙碌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二婶是那种话不多但什么都看在眼里的人。她不会问他回来做什么，不会问他有什么难处，也不会问他能在家待几天。她只会用她的方式——蒸一笼窝头、宰一只鸡、留一盏灯——告诉他：不管你走多远，这儿都有人等你回来。
他说：“二婶，不用太费事。平常吃什么就做什么，别让他们觉得咱刻意摆好，也别让他们觉得咱不会办事。”
“你放心。”二婶头也没回，手在面盆里翻飞着，“二婶活了大半辈子，见过乡长请客，也见过收粮的来刁难。什么人该给白面，什么人只配啃窝头，我心里有数。”她还补了一句，说范支书的儿媳妇前天已从供销社带了新被子回来，弹好了新棉絮，褥子铺得厚厚的，保准暖和。祁同伟没接话，只是在灶膛里添了一柴。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他推开院门，脚边有个东西“呼”地窜了过去。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只灰猫趴在他劈好的那堆木柴上，被开门声惊着，又返回来蹭了蹭他的裤腿。不是老黄，是下河屯不知谁家散养的半野猫，天冷了到处找暖和地方。
他蹲下来，挠了挠猫脖子。喵了两声，那猫眯缝起眼，在他腿上盘成一团。
堂屋里亮着灯。他娘坐在床沿上，膝盖上摊着几张旧报纸，手里拿着剪刀。她正在剪鞋样——用一个旧的鞋帮子做模子，把报纸剪成一片一片的鞋底形状。
“娘，你做啥？”
“给你纳鞋垫。”她咳嗽了两声，拿起一片剪好的鞋样对着灯看了看，“你脚大，买的鞋垫不跟脚。这个老鞋样是你爹的，我比着你的脚再放大一圈，纳厚点，省里冬天冷。”
他喉头动了一下，想说不用，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前世他走得那样决绝，把大山甩在身后，连同她纳的这些鞋垫、她挑过的子夜油灯、她咽下的半碗稀粥。后来他在省城的家里，抽屉打开全是真皮钱包和进口领带，没一样是她做的。她最后一次托二婶给他带了一双布鞋，他没有穿，收在柜子里。收拾遗物那天，鞋还是新的。
“你在家过年吗？”她剪着报纸，头没抬起来。
他站起来，把那床新晒的褥子铺平在她身侧，把中药包又往她枕边推近了一寸。“手续还没办完。社会实践今年报的课题就是岩台山，队里其他人很快就到。所以——这个年，我肯定在家过。”
她从报纸堆上抬起脸，手抖了一下。她把那句话咽了回去，只是把剪刀和鞋样收到针线笸箩里，朝他挥了挥手，“快去睡，别熬夜。”她没笑出声，但眼角的皱纹比平时深了一倍。他应了，转身出门。
他睡得很晚，用带回来的材料整理第二天要走访的内容。他在那本周记上写了几行字，关于郭立军，关于手画的那张表，关于“自己考核自己”。写完最后一笔，他偏过头，从半掩的窗户望向远处。山坳深处，二婶家的灶膛火光隔着土墙隐约还在闪动，像是给雪地打上的一个暖印。他收了笔，将那本周记搁回枕边。
院墙外面的夜很静，只有猫偶尔叫一声，还有北风从山涧里灌上来的呼哨。他阖上眼，心里落定了两件事——二婶定下了伙食的成色，范支书备好了迎客的被褥。过两天，那些人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