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正月初六，破五。
提篮桥监狱没有因为过年而变得仁慈。窝头依然是发霉的米做的，稀粥依然是隔夜的剩饭熬的，唯一的区别是窝头上多了一小块红糖——算是“过节”的恩典。
沈怀瑾把那块红糖掰成两半，一半自己含在嘴里，另一半用草纸包好，塞进怀里。他想留给孙兆坤。
孙兆坤已经三天没有说话了。
三天前，正月初三的夜里，孙兆坤被从医务室抬回了牢房。他的左腿用两块松木板夹着，缠着脏兮兮的布条，整个人瘦得像一具骨架，脸上的颧骨高高耸起，眼窝深深凹陷，皮肤呈现出一种蜡黄的颜色。狱医说他的腿断了，肺也坏了，活不过这个正月。
沈怀瑾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放风的院子里蹲着。他低着头，看着地上的蚂蚁，一动不动地蹲了整整一个时辰。没有人注意到他——在提篮桥，死人是常事，没有人会为一个将死的老头浪费时间。
那天晚上，熄灯后，沈怀瑾把耳朵贴在墙上。
他没有叩墙。孙兆坤已经没有力气回应了。
但他还是把耳朵贴在那里，听隔壁的动静。
他听到了呼吸声——很轻，很慢，像是风从破旧的窗户缝里挤进来，时断时续。每一次呼吸之间，都有漫长的停顿，长到沈怀瑾以为下一口气不会再来了。
“孙先生。”沈怀瑾极轻地喊了一声。
没有回应。
“孙先生，是我，小沈。”
过了很久，墙壁那边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像是从地底下冒上来的：
“小沈……”
“孙先生，您别说话，省点力气。我听着就行。”
孙兆坤没有理会。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余姚……龙泉山……山腰……大樟树……树朝东……三丈……树下……铁匣……”
沈怀瑾把耳朵贴得更紧，生怕漏掉一个字。
“地契……房契……还有……一本账本……”孙兆坤咳嗽了几声，声音更弱了，“那些人……还在外面……活得风光……你拿着它……该用的用……该烧的烧……”
沈怀瑾的鼻子一酸，眼眶发热。
“孙先生，我记住了。龙泉山，大樟树，朝东三丈，铁匣。”
“唐景尧……”孙兆坤的声音忽然清晰了一些，像是回光返照，“你出去后……去找他……把‘灯还在，火未灭’……告诉他……”
“我记住了。”
“还有……”孙兆坤停顿了很久，久到沈怀瑾以为他已经走了，“你父亲……是个好人……”
沈怀瑾愣住了。
“唐景尧……记了二十年……你不是一个人……”
声音戛然而止。
沈怀瑾等了很久，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只有夜风从墙外吹来，穿过铁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哭泣。
那一夜，沈怀瑾没有合眼。
他躺在草席上，盯着头顶的床板，一眨不眨。赵铁柱的鼾声照旧如雷，走廊里的壁灯照旧昏黄，远处的岗楼上照旧有哨兵的脚步声。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但沈怀瑾知道，隔壁那个教会他看人、看事、看自己的老人，已经不在了。
第二天早上，铁门打开时，沈怀瑾看到两个狱警走进隔壁牢房，抬出一副担架。担架上盖着一条灰黑色的薄毯，薄毯下面的人形瘦小而蜷缩，像一团被揉皱的纸。
沈怀瑾站在八号牢房的门口，隔着铁栅栏看着担架从面前经过。
没有人告诉他那是谁。
但他知道。
担架经过时，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
“谢谢。”
那两个字，轻得像一片落叶。
孙兆坤死后，沈怀瑾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
不是睡觉，是在想。
他在想孙兆坤说的每一句话，教的每一个道理。他从腊月十二认识孙兆坤，到正月初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在这不到一个月里，这个老人给了他比四年大学更多的财富。
孙兆坤教他看人。
人的嘴会说谎，但眼睛不会。赵铁柱看人的时候目光是从上往下扫——那是在评估，在判断对方是不是肥肉。刘狱警看人的时候目光会在你脸上停留不到一秒——那是在估价，在计算你能榨出多少油水。林先生看人的时候目光会先躲闪再回来——那是受过伤害的人在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信任。
这些，沈怀瑾以前从未注意过。
孙兆坤教他看事。
看事要从结果倒推。一件事发生了，不要只看它怎么发生的，要看谁从这件事里得到了好处。薄靳修陷害他，谁得到了好处？薄靳修自己得到了银行，顾守财得到了贷款渠道，霍天成得到了钱和人情。顺着这条线往下挖，就能挖出整张网。
这些，沈怀瑾以前从未想过。
孙兆坤教他看自己。
人最难看清楚的，是自己。你以为自己是好人，但在生死关头，你可能什么都做得出来。你以为自己很坚强，但在无尽的黑暗中，你可能比谁垮得都快。所以要时刻问自己：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愿意为此付出什么？
这些，沈怀瑾以前从未问过自己。
他把这些在脑子里过了三遍，每一遍都像是在给地基加固。
然后，他从草席上坐起来，开始做一件事。
活下去。
不只是生理上的活着，而是为了出去的那一天，做好所有的准备。
正月初七，沈怀瑾开始了一个人的“课程”。
没有孙兆坤在隔壁教他，但他有孙兆坤留下的东西——那些被刻在脑子里的知识，那些被反复念叨的道理，那两个需要他去完成的任务。
第一，帮林先生的女儿林念慈。
第二，找到唐景尧，传话，拿回孙兆坤的遗产，然后讨回公道。
这两件事，都需要他先出去。而要出去，他需要——
一，体力。
二，知识。
三，时机。
体力，靠吃和练。吃的问题，他找了刘狱警。他用最后一块银元——林先生送的那块——从刘狱警手里换来了一个承诺：每天加一个鸡蛋和一碗肉汤。鸡蛋是白煮的，肉汤是用骨头熬的，偶尔飘着一两片肥肉。这些东西在监狱里是奢侈品，但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吃。
练的问题，他在牢房里做俯卧撑、深蹲、仰卧起坐。赵铁柱笑话他，说他是“兔子想学老虎打架”。沈怀瑾没有理会。他每天做一百个俯卧撑，分成五组，早上两组，中午一组，晚上两组。深蹲也是一百个。仰卧起坐也是一百个。
一个月后，他的手臂粗了一圈，前的肋骨不再那么明显。
知识，靠林先生。
林先生的肺病越来越重，但他还在撑着。他每隔几天就会通过小阿弟给沈怀瑾传纸条——纸条上写着法律条款、案例解析、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司法程序差异。沈怀瑾把每张纸条都背下来，然后销毁。
林先生告诉他：“你的案子有三个突破口。第一，法租界无权审理政治犯案件，这是越权。第二，你的审判没有给你充分的辩护时间，这是程序违法。第三，那份委任状是伪造的，找到做假证的人，就能翻案。”
沈怀瑾把这三个突破口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
时机，靠观察。
他每天放风时都在观察。观察围墙，观察巡逻路线，观察狱警换班的时间，观察天气的变化。他把这些观察结果记在脑子里，不写在任何地方。
孙兆坤生前告诉他，监狱西侧的围墙有一个缺口，铁丝网断了，一直没有修。他趁放风时假装蹲在墙晒太阳，用余光观察了那个缺口十几次。
缺口还在。但要从牢房走到那个缺口，需要经过三道门、两条走廊、一个院子。他需要找到一条不会被发现的路线。
他开始在夜里听声音。
走廊里的脚步声。赵铁柱的鼾声。刘狱警的呼吸声。隔壁牢房的翻身声。远处岗楼上哨兵的脚步声。每一种声音都有规律，每一种规律都可以被利用。
他把这些规律一一记下。
两个月后，他已经能准确地判断出：夜里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走廊里只有刘狱警一个人值班，而他会在十一点半准时打盹；凌晨一点到三点，换班的狱警会去厕所抽一烟，大约五分钟；三点以后，岗楼上的哨兵最容易犯困，探照灯的扫描频率会变慢。
他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拼出了一条从八号牢房到西侧围墙的路线。
然后他开始等。
等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等一场能掩盖声音的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