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庙出来之后，沈若棠的心里一直悬着一样东西。
不是害怕。害怕她已经习惯了。从苏州逃出来的那天晚上，她害怕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架，连站都站不稳。后来她发现，害怕这个东西，和饿一样，和冷一样，忍一忍就过去了。忍过去了，就不那么怕了。她心里悬着的东西，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像有一绳子拴在她心口上，另一头攥在什么人手里，那个人时不时拽一下，不疼，但你知道他在那里。
她走在孙福后面，踩着他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天还是灰的，路还是长的。风从北边吹过来，比昨天更冷了，像是冬天不甘心走，又回来了。她把脸埋在领口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在面前散了又凝，凝了又散。
“孙伯。”她说。
“嗯。”
“你有没有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我们？”
孙福停下来，回过头。他的右眼眯着，左眼肿着，看不清表情。他看了看身后，官道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风吹过路面，扬起细细的灰尘，灰黄的，像一层薄纱。他看了很久，然后把头转回去。
“没有。”他说。
沈若棠没有说话。她回头看了一眼。官道弯弯曲曲的，消失在灰蒙蒙的雾气里。什么也没有。但那绳子又拽了一下。她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块铜牌。铜牌凉，凉得她手指发僵。她把手指停在那个“生”字上，按了按。
“走吧。”孙福说。
她跟着他，继续走。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官道上的车辙印多了起来。
不是那种零零星星的几道，是密密麻麻的，一道压着一道，深的深，浅的浅，有的直，有的弯，像无数条涸的河流挤在一起。车辙印里积着水，水是黄的，上面漂着一层薄冰。路面上还有马蹄印，很大，很深，是钉了铁掌的马踩出来的。孙福蹲下来，摸了摸一个马蹄印，手指伸进去，整个指节都没进去了。
“很多马。”他说，“刚过去不久。”
“多少人？”沈若棠问。
孙福站起来，看了看四周。“不知道。但不会少。”
沈若棠的心跳了一下。那绳子又拽了一下，比刚才重。
“是官兵吗？”她问。
孙福没有回答。他站在那里，看着官道延伸出去的方向。风吹着他的衣服，衣服贴在身上，能看出他很瘦。他的嘴唇抿着，抿成一条线。
“小姐。”他说，“咱们得走快些。”
沈若棠没有问为什么。她跟着孙福，加快了脚步。她的脚底那道口子已经不疼了，痂长厚了，踩在地上不裂了。但走快了还是会疼，不是那种尖锐的疼，是那种闷闷的疼，像有人在她脚底塞了一块石头，每踩一步就硌一下。她咬着牙，忍着，不让自己慢下来。
又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官道拐了一个弯，前面出现了一个镇子。
这个镇子比昨天那个大。远远就能看见屋顶的瓦片，灰的，密密地铺着，像鱼鳞。有的房子是两层的，木头的，窗户开着，能看见里面有人走动。镇子口有一棵大槐树，树很粗，树冠光秃秃的。树下有一个石碾子，石碾子旁边蹲着几个老人，穿着黑布棉袄，缩着脖子，在晒太阳。
孙福在镇子口停下来，看了看那些老人，又看了看镇子里面的街道。
“小姐。”他说，“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看看。”
“看什么？”
“看看有没有吃的。看看有没有……”他没有说下去。
沈若棠知道他想说什么。看看有没有官兵。她没有问。她在石碾子旁边蹲下来，靠着石碾子，把脸埋在领口里。那几个老人看了她一眼，又转过头去了。没有人问她从哪里来，没有人问她要到哪里去。
孙福拄着拐杖，走进了镇子。他的背影在巷口晃了一下，消失了。沈若棠蹲在石碾子旁边，等着。风吹过来，把地上的枯草吹得在地上打滚。那几个老人在说话，声音不大，她听不清楚。她听见了几个词——“官兵”“往北”“抓人”。她的心跳了一下。她竖起耳朵，想听清楚，但风把声音吹散了。
孙福去了很久。
沈若棠蹲在石碾子旁边，腿麻了，站起来，又蹲下去，又站起来。她来回换了好几次姿势，孙福还没有回来。她往镇子里看了一眼，巷子很深，看不见尽头。她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本书。书还在。她又摸了摸那块铜牌。铜牌还在。她把铜牌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着上面的字——“北洋水师，赵铁生”。
赵铁生，你走到你娘身边了吗？
她不知道。她把铜牌揣回怀里，继续等。
又过了一会儿，孙福回来了。他的脸色很不好，右眼里的光沉沉的，像压了什么东西。他走到沈若棠面前，没有坐下，站在那里，拐杖拄在地上。
“小姐，咱们得绕路。”他说。
“怎么了？”
“镇子里有官兵。淮安府来的，在查人。”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墙上贴着告示，画着画像。”
沈若棠的手攥紧了衣角。“画的是谁？”
孙福看着她，没有回答。但她的眼睛告诉了她答案。她不用问了。
“画得像吗？”她问。
孙福想了想。“像。也不像。画的是女人，你穿着男装，不一定认得出。”
沈若棠低下头，看了看自己。她穿着一件灰布棉袄，棉袄是孙福的，大了一号，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头发用木簪别着，藏在帽子里。她的脸被风吹得粗糙了，黑了，不像以前那样。她不知道画像上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但她知道，现在的她和苏州沈家的沈若棠，已经不像了。
“走吧。”她说。
两个人没有进镇子，从镇子外面的庄稼地里绕了过去。
庄稼地里的麦茬还没有翻掉，一茬一茬的，尖尖的，戳在脚底，隔着鞋底也能感觉到。沈若棠踩着麦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麦茬断了，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像踩碎骨头。孙福走在前面，拐杖拄在土里，每一步都拄得很深。
走了大约半个时辰，庄稼地到了尽头，前面是一条河。河不宽，水是黄的，流得很慢。河面上没有桥，只有几块大石头露出水面，踩在上面能过河。石头上长着青苔，滑溜溜的，踩上去能摔跤。
“过河。”孙福说。
他先踩上了第一块石头。石头晃了一下，他稳住，又踩上了第二块。他的拐杖拄在石头上，笃笃笃的，声音很脆。沈若棠跟在后面，踩着他踩过的石头，一步一步地过。石头上很滑，她的脚底打了好几次滑，每次都赶紧抓住孙福的衣服。
过了河，又是一片庄稼地。地里的麦茬和刚才的一样，一茬一茬的，戳角。沈若棠踩在上面，脚底那道口子又开始疼了。不是闷闷的疼了，是那种尖锐的疼，像有人在用针扎。她咬着牙，忍着。她没有告诉孙福。说了也没用。他不能背她，他自己的腿还没好。她只能自己走。
走到傍晚的时候，她们到了一个村子。
村子比昨天那个大一些，有几十户人家。房子沿着一道土坡排开，土坡上长着枯草，草在风中摇晃。村口有一棵大槐树，树下有一口井，井旁边放着几只木桶。有人在打水，是一个女人，三十来岁，穿着一件灰布棉袄，头上包着头巾。她看见沈若棠和孙福，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打水。
孙福走过去，站在井边。
“大嫂，我们是过路的。”他说，“想讨碗水喝。”
女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沈若棠。她的目光在他们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进了一户人家。过了一会儿，她端了两碗水出来。碗是粗瓷的，白底蓝花，碗沿磕了好几个豁口。水是温的，不烫不凉。
“喝吧。”她说。
沈若棠接过碗，喝了一口。水有茶味，很淡，淡得几乎尝不出来。她不知道这碗水里放了几片茶叶，也许是一片，也许是两片。但她知道，这碗水是这个女人从自己嘴里省出来的。在这个年头，茶是稀罕东西。
“谢谢大嫂。”她说。
女人摆了摆手。“你们从哪来？”
“南边。”
“去哪？”
“北边。”
女人看了他们一会儿，没有再问。她接过空碗，转身走进了屋里。
孙福站在井边，看了看四周。天快黑了，村子里的烟囱开始冒烟，白白的，细细的，升到半空中就散了。远处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很大，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
“今晚住哪？”沈若棠问。
孙福四处看了看，指着土坡下面。“那有个破房子，去看看。”
两个人走下土坡。土坡下面果然有一间破房子，墙是土坯的，倒了半边，屋顶的瓦片掉了一地。但还有半边墙站着，能挡风。沈若棠走进去，在墙角蹲下来，把地上的碎瓦片扒拉到一边，腾出一块空地。她把包袱放在地上，坐下来，靠着墙。墙是凉的，硬，硌得后背疼。
孙福在她旁边坐下来，把拐杖放在地上，靠在墙上。他从怀里掏出水囊，递给沈若棠。沈若棠喝了一口，递回去。孙福也喝了一口。他把水囊放在地上，闭上了眼睛。
两个人沉默地坐着。外面的天黑了。破房子里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风从墙的缺口灌进来，凉飕飕的。远处传来狗叫，汪汪汪的，叫一阵停一阵。
沈若棠靠在墙上，把怀里的铜牌掏出来，放在手心里。铜牌凉，凉得她手心发僵。她用指腹摸了摸那个“生”字，刻得很深。赵铁生说，京城的人比本人还狠。她不知道本人有多狠。但她知道，淮安府的官兵在追她。画像贴在墙上，画着她的脸。
她不知道画像上的人像不像她。她不知道官兵会不会认出她。她不知道还能走多远。
她把铜牌揣回怀里，贴着心口。
“孙伯。”
“嗯。”
“你说，我们能到京城吗？”
孙福沉默了很久。
“能。”他说。
“你怎么知道？”
“老太太在天上看着呢。”孙福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她不会让你有事。”
沈若棠抬起头，看着屋顶。屋顶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但她知道，屋顶上面是天，天上面是祖母。祖母在看着她。她不知道祖母能不能看见她，不知道祖母知不知道她在躲官兵。但她觉得，祖母知道。
她闭上眼睛。耳边是孙福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很慢，很稳。她听着那个声音，慢慢睡着了。
半夜里，沈若棠醒了一次。不是被冻醒的，是被一种声音惊醒的。不是狗叫，不是风声，是马蹄声。很远，很轻，但很密，像有人在敲鼓。她猛地坐起来，竖着耳朵听。马蹄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她的心跳得很快，快到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孙伯。”她低声喊。
孙福已经醒了。他坐直了，右眼睁着，左眼肿着，看不清表情。他的手握着拐杖，握得很紧。
“别出声。”他说。
两个人坐在黑暗中，一动不动。马蹄声越来越近，近到能听见马打响鼻的声音。沈若棠屏住呼吸，不敢出气。她的手攥着衣角，指甲掐进布里。
马蹄声从破房子外面过去了。不是从官道上，是从庄稼地里。马踩着麦茬，咔嚓咔嚓的，声音很脆。沈若棠听见有人在说话，声音不大，听不清楚说了什么。然后有人笑了一声，笑声很短，像被什么东西掐断了。
马蹄声远了，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了。
沈若棠坐在黑暗中，浑身发抖。不是冷的，是怕的。她的牙齿又开始打架了，咯咯咯的，停不下来。她用牙齿咬着嘴唇，咬得嘴唇发白。
“走了。”孙福的声音很低。
“他们是谁？”
“官兵。”
“是追我们的吗？”
孙福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墙边，从墙的缺口往外看。外面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走回来，坐下。
“不知道。”他说。
沈若棠把脸埋在膝盖里。她不想哭。哭没有用。哭完了，该死的人还是死的，该来的官兵还是来的。哭不跑他们，也哭不死他们。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不是哭，是眼泪自己流下来的。她没有出声，就那么坐着，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膝盖上，滴在那件若兰的棉袄上。
孙福没有说话。他伸出手，在黑暗中摸了摸她的头。他的手很大，很粗糙，骨节粗大，手心全是硬茧。他的手在她头顶停了一会儿，然后收回去了。
沈若棠擦了擦眼泪。
“孙伯。”
“嗯。”
“我们明天多走些路。”
“好。”
天还没亮，两个人就起来了。
沈若棠的眼睛肿了，不是哭肿的，是没睡好。她的头沉沉的，像灌了铅。她的腿也沉沉的，像绑了沙袋。但她没有说。她把棉袄裹紧，把领子竖起来，把脸埋在领口里。她把怀里的书和铜牌按了按，跟在孙福后面，走出了破房子。
外面的天是灰的。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暗红色的光，很淡。风停了，空气是静止的，冷冷的，的。地上有一层薄霜，白花花的，踩上去咔嚓咔嚓响。
两个人走上官道，往北走。
沈若棠跟在孙福后面，踩着他踩过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她的脚底那道口子又开始疼了，不是闷闷的疼，是那种尖锐的疼，像有人在用针扎。她咬着牙，忍着。她没有告诉孙福。
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官道边上出现了一个路碑。石碑是青石的，不高，半人高，上面刻着字。字是红色的，漆褪了色，但还能认出来——“淮安府界”。
沈若棠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淮安府。官兵就是从淮安府来的。她不知道淮安府有多大，不知道淮安府有多少官兵，不知道画像贴了多少张。她只知道，她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会被抓住。被抓住，就什么都完了。
她迈开步子，继续走。
又走了两天。
这两天里，沈若棠学会了一件事——不再看路碑。路碑上写着什么，她不想知道。知道了也没用。知道了这是淮安府，知道了那是宿迁县，知道了前面是徐州府，除了让她心里更沉，什么用也没有。她就低着头，看着孙福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
孙福的腿好了一些。夹板拆了，布条解了。他的左腿还是肿的，但已经不亮了，是那种暗沉沉的肿，青紫色的，像淤血散开之后的样子。他走路的时候不再拖了，能踩实了。拐杖不再是他的第三条腿，只是一棍子，用来撑一下，不是用来撑全部。
“孙伯，你的腿不疼了？”沈若棠问。
“疼。”孙福说，“但能忍。”
沈若棠没有再问。她知道孙福说的“能忍”是什么意思。不是不疼了，是疼习惯了。就像她的脚底那道口子，已经不疼了，不是因为好了，是因为她习惯了。人的身体很奇怪，什么东西都能习惯。疼能习惯，饿能习惯，冷能习惯，累能习惯。习惯了，就不觉得了。不是没有了，是你把它忘了。它还在，只是你忘了。
第三天傍晚，她们到了黄河边。
沈若棠从来没有见过黄河。苏州的河是清的，绿的，像一条碧玉带子，静静地躺在田地中间。苏州的河很小，小到你扔一颗石子就能砸到对岸。黄河不一样。
她站在河堤上，看着那条河，腿有些软。
黄河不是河。是海。是一片黄色的、望不到边的、在翻滚在咆哮在怒吼的海。水是黄的，黄得像土，像泥，像什么东西被打碎了搅在一起，搅成了一锅粥。水面上冒着白沫，一团一团的，像疯狗的嘴。水在翻，在滚，在扑，在咬，在把一切挡在它面前的东西撕碎、吞掉、吐出来、再吞掉。声音很大，大到她听不见自己的心跳。那声音不是水声，是雷声，是鼓声，是千万个人在吼，在喊，在哭，在笑，混在一起，震得她耳朵嗡嗡响。
“这就是黄河。”孙福站在她旁边，拐杖拄在地上，右眼眯着，看着那条河。
沈若棠没有说话。她站在那里，看着那条河，看了很久。
“怎么过去？”她问。
孙福沿着河堤走了一段，沈若棠跟在后面。河堤很高，是用土垒起来的，踩上去硬邦邦的。走了大约一刻钟，前面出现了一个渡口。
渡口不大，几间破房子，一个木头搭的码头。码头上停着几条船，船不大，船底是平的，船头翘起来，像一只只鸭子。船身上全是泥，黄黄的，了，裂了。码头上有人，不多，十几个，有挑担子的，有推车的，有牵着牲口的。他们有的在等船，有的在卸货，有的蹲在地上抽烟，有的靠着墙打盹。没有人说话，只有船工在喊，喊的是什么听不清楚。
孙福在渡口边停下来，看着那些船，看了很久。
“小姐，你在这儿等着。”他说，“我去问问。”
沈若棠站在渡口边上，看着孙福走过去。他走到一个船工面前，说了几句话。船工摇了摇头。他又走到另一个船工面前，说了几句话。那个船工也摇了摇头。他又走到第三个船工面前，这一次说的时间长了一些，船工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沈若棠，点了点头。
孙福回来了。
“有船，但要等。”他在沈若棠旁边站住，“船工说，天黑之前能走。”
沈若棠点了点头。她看着那条河，看着那些黄色的水在翻滚。她不知道这条河有多宽，不知道对岸是什么，不知道过了河还要走多远。她只知道，她得过去。过不去，就到不了。到不了，就什么也做不了。
两个人站在渡口边上，等着。
等了大约一个时辰，天快黑了。
夕阳在黄河上洒了一层金粉，黄的水变成了金的水，翻滚的浪变成了流动的金子。沈若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苏州的夕阳是温柔的，像祖母的手，轻轻地在天边抹一笔红。黄河的夕阳是烈的，像有人在天上打翻了一桶金漆，泼得到处都是。
“上船了！”船工喊了一声。
沈若棠和孙福跟着人群上了船。船不大，人很多，挤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膝盖碰着膝盖。沈若棠被挤在角落里，背靠着船舷，面前是一个挑担子的男人，担子两头挂着竹筐。孙福站在她旁边，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挡在她前面，隔开人群。
船开了。
船工用竹篙撑着河底，船慢慢离开了码头。沈若棠看着岸上的房子越来越小，看着河堤越来越低，看着天边的金粉越来越淡。船到了河中间，水流急了，船开始晃。不是轻轻地晃，是猛地晃，一下一下的，像有什么东西在下面顶它。沈若棠抓住船舷，手指扣在木头上，指甲掐进了木头里。她的胃翻了一下，不是饿，是晕船。
“小姐，别往下看。”孙福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沈若棠抬起头，看着天。天是灰的，灰得很厚，像一床棉被，盖在头顶上。她盯着天，不看水。胃还是翻，但好了一些。
船走了大约半个时辰，到了对岸。
沈若棠下了船，脚踩在岸上，腿软了一下，差点跪下去。她扶住了孙福的胳膊，站稳了。她的腿在抖，不是冷的，是晃的，在船上晃了半个时辰，她的腿忘了怎么站。
“走吧。”孙福说。
沈若棠跟着他，上了岸。
过了黄河，就是山东地界了。
这是沈若棠后来才知道的。当是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过了河之后，路变了。官道还是官道，但两边的树不一样了。南方的树是杨树、柳树、榆树，叶子小，枝丫密。北方的树是槐树、枣树，叶子大，枝丫稀。南方的天是湿的，的，空气里有水汽。北方的天是的，燥的，空气里有沙子。
沈若棠站在路边，回头看了一眼黄河。黄河在对岸，黄黄的，灰灰的，在暮色中像一条巨大的蟒蛇，躺在天地之间。她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跟着孙福，往北走。
她不知道，在她身后，黄河的那一边，那队从淮安府来的官兵已经到了渡口。领头的军官骑着枣红马，站在码头上，看着黄河。
“大人，”旁边的骑兵说，“天黑了，船工不渡了。明天一早才能过河。”
军官没有说话。他看着黄河，看着那些黄色的水在翻滚。他从布筒里抽出画像，看了一眼，又卷起来塞回去。
“明天一早。”他说，“过了河，往北追。她们走不远。”
他把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下了马。马打了个响鼻，低下头，啃地上的枯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