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我那间位于顶楼、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的拥挤逼仄宿舍，难得的，只有我一个人。室友们各有各的奔头：一个去了律所实习，每天西装革履，言必称“案源”和“人脉”；另一个则在图书馆安了家，头悬梁锥刺股，全力备战那千军万马过独木舟的公务员考试。平日里喧闹、充斥着外卖味道和游戏音效的空间，此刻陷入了一种近乎奢侈的安静。然而，这安静并未带来平静，反而像一块巨大的空白画布，任由我脑海中纷乱芜杂的思绪在上面肆意涂抹，勾勒出光怪陆离的图案。
我把那几页《巡江见闻录》的打印纸，像展开某种绝密作战地图一样，小心翼翼地摊在堆满了专业书、草稿纸和半包饼干的书桌上。台灯昏黄的光线投射下来，将纸张的纤维纹理和墨粉的微小颗粒都照得清晰可见，仿佛为这些古老的文字赋予了一层神秘的辉光。导师李教授那平和却不容置疑的话语，言犹在耳，像一把冰冷而精确的标尺，悬在我的头顶，衡量着我每一个不受控制、试图冒头的“非分之想”。
我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那几行让我魂牵梦绕的文字上：
“水退见异色，泥泛赤褐，鱼鳖尽浮，腥臭刺鼻……”
“疑有穿穴泄毒，凶，当避。”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将自己代入导师那种纯粹学术的、祛魅的视角。我尝试用他所熟悉的、建立在现代科学范式下的语言，去解构、去翻译这段充满玄怪色彩的记录。
是的，“异色湖水”——这太常见了。可能是由于氮磷含量过高引发的“赤潮”或“蓝藻水华”，水体呈现出红色、绿色或褐色；也可能是上游某个隐蔽的、管理不善的小作坊排放的工业废水造成的染色。“赤褐泥土”——这更不稀奇了。湖畔河岸的沉积物中，富含铁、锰等金属元素，经过氧化作用，呈现出红褐色简直是常态；或者，那干脆就是某种特定矿物（比如朱砂？不，这个想法太跳跃了）天然的颜色，被水流冲刷、沉积于此。“鱼鳖尽浮”——典型的缺氧症状。无论是藻类大量繁殖后死亡分解消耗氧气，还是水体受到有机污染导致溶解氧急剧下降，都能造成鱼类大规模窒息死亡，翻着白花花的肚皮漂浮在水面，这是城市里受过污染的河道在夏季几乎年年上演的悲剧。“腥臭刺鼻”——这几乎是有机物（无论是藻类、鱼类还是其他生物残骸）在厌氧条件下腐败分解的“标准签名”，主要成分是硫化氢、氨和胺类物质，刺鼻且有毒。
你看，所有这些被古人惊恐地记录下来的现象，组合在一起，几乎完美地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完全可以用现代环境科学、湖沼学知识进行合理解释的现象链。古人受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无法理解这些复杂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将其归咎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穴”、“毒”、“凶”这些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概念，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因果误置”。甚至那个“当避”的建议，也显得无比正确和理性——面对不明原因、可能导致疾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远离，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自我保护策略。
逻辑上，无懈可击。理性上，我被完全说服。
我重重地向后靠在吱呀作响的电脑椅上，闭上因长时间凝视而干涩发胀的双眼，试图用理智的双手，强行将脑海中那些翻腾的、不合时宜的念头按压下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陈勘，醒醒吧，别再做白日梦了。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甚至有点囊中羞涩的民俗学研究生，你当前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写好你的毕业论文，是顺利拿到那个硕士学位，是然后找一份或许不那么喜欢、但至少能让你在这座城市活下去、不再为下个月房租发愁的工作。去追究、去验证几百年前一个大概率是普通环境污染或自然现象记录的真假？这听起来不仅像个笑话，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奢侈和学术上的不务正业。这不仅会白白浪费你本就紧张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注定毫无“学术价值”可言，只会让对你寄予厚望（或许也只是常规期望）的导师更加失望，甚至可能影响到你的毕业答辩。
我试图用这些现实而冷酷的理由，为自己发热的头脑降温。
可是……我的目光，还是不由自主地落回了那两个字上——“穿穴”。
这个词，像一枚生锈的鱼钩，牢牢钩住了我思维的某个角落，任凭理智的潮水如何冲刷，也岿然不动。它指向的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可能真实存在的物理空间——一个洞穴，一个裂隙，一个通往地下的入口，或者说，一个“泄毒”的通道。如果仅仅是普通的水体富营养化、藻类爆发或者常见的工业污染，古人会在描述中，特别强调这个“穿穴”的概念吗？这个“穴”字，是否暗示了他们观察到了某种更具体的地质特征？会不会，在老爷庙附近的水下或岸边，真的存在一个入口，通往某个不为人知的地下空腔或含水层？而这个隐藏的空间里，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确实封存或缓慢释放着某种能够持续污染水体、导致鱼类死亡和泥土变色的物质？比如，某种高浓度的矿物质溶液，或者……（一个更大胆，甚至有些荒唐的念头闪过）某种古代遗留的、具有污染性的“东西”？
这个执拗的疑问，像一只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驱之不散。
我的手，仿佛有了自己的意志，不再听从大脑理性的指挥，不自觉地滑动鼠标，点亮了处于休眠状态的电脑屏幕。我打开了本省地质调查院的公开资料数据库，以及我能通过学校权限访问到的部分环境监测历史报告和学术论文库。我的指尖在键盘上略显急促地敲击着，输入一连串的关键词：“老爷庙水域”、“鄱阳湖 底泥 重金属”、“鄱阳湖 地质构造”、“隐伏断裂”、“水蛊”、“地方病 史料”……我像一个笨拙的侦探，试图在这些浩如烟海的电子文献中，找到能与那页泛黄手稿遥相呼应的、哪怕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
大量的信息如同潮水般涌现在屏幕上。其中绝大部分，是常规的、四平八稳的水文年鉴数据、充满招商引资热情的区域旅游开发规划介绍，以及各级环保部门发布的、宣称水质持续达标、总体良好的官方通报。这些东西，如同导师的话语一样，构建着一个稳定、正常、一切都在掌控中的世界图景。
然而，在我几乎要放弃，准备合上电脑承认自己确实想多了的时候，一些零星的、被淹没在信息洪流底部、不那么起眼甚至有些边缘的信息碎片，开始像河床下的砾石一样，被我耐心（或者说偏执）的筛选打捞了出来。
一份来自几年前、某个地方级环保机构内部工作通讯的电子扫描件（似乎并未被主流媒体转载或引用），在回顾一次针对鄱阳湖局部水域的底泥例行采样检测时，用极其谨慎、几乎是一笔带过的语气提到，在“老爷庙邻近区域”的某个采样点，底泥中检测到“砷、汞等重金属含量略高于湖区背景值”，但紧接着强调“所有指标均远未超出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限值，对水体水质影响轻微，建议纳入常规监测，持续关注其变化趋势”。
另一篇，来自某地质勘探大队工程师发表在行业期刊上的论文摘要（我无法下载全文），在探讨鄱阳湖湖床第四纪沉积结构与稳定性时，提及湖区西部，包括老爷庙一带，存在数条“规模较小的隐伏断裂构造”，并推测这些深埋于深厚沉积层之下的古老断裂，“可能对局部地下水系与湖床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产生一定影响，但其具体机制及表现尚需进一步勘查证实”。
还有一篇，是我在某个数字化地方文献网站上翻到的，收录于一本民国时期编纂的、关于地方奇症杂病的私人笔记（可信度存疑，近乎野史）中，有一段语焉不详的记载，提到鄱阳湖西岸（大致涵盖老爷庙区域）过去曾有渔民罹患一种被称为“水蛊”的怪疾，患者“腹大如鼓，面色青黑，四肢消瘦”，症状描述与现代医学中的慢性重金属中毒或矿物性毒物积累有几分模糊的相似之处。但笔记的作者，同样将其归因于“湖中瘴疠之气”或“误触水神禁忌”。
这些信息，孤立地看，每一则都显得微不足道，证据力薄弱得像风中残烛。那份内部通讯稿的结论是“安全”；那篇地质论文的基调是“不确定”；那本民国笔记的内容，则几乎等同于“民间传说”。它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直接、有力的关联。
但是，当我把它们像拼图碎片一样，小心翼翼地放在那页《巡江见闻录》的旁边时，一种令人脊背微微发麻的、难以言喻的对应关系，开始隐隐浮现。
手稿中说“泥泛赤褐”，那份环保通讯提到了“重金属含量高于背景值”（某些重金属氧化物正是红褐色）；手稿中强调“穿穴”，那篇地质论文指出了“隐伏断裂”（断裂带不就是地下的“穴”和通道吗？）；手稿中警示“泄毒”，那本民国笔记记载了疑似中毒的“水蛊”之疾……
这会是纯粹的巧合吗？是我想象力过于丰富，强行在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碎片之间建立根本不存在的联系？
或许是的。不，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如此。证据链太脆弱，关联性太间接，任何严谨的学者都会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典型的“确认偏误”——只寻找支持自己预设观点的证据，而忽略那些否定的、无关的海量信息。
然而，那个“万一不是巧合”的念头，那个被导师的冷水暂时压制、却从未真正熄灭的“可能性”的火星，此刻仿佛遇到了这些零星的信息碎片作为助燃剂，猛地在我心底复燃起来，并且燃烧得比之前更加旺盛，更加灼人。导师的冷水，浇灭的只是我明面上试图寻求学术认可的冲动，却无法扑灭这暗地里滋长的、纯粹源于个人好奇与探索欲的火焰。
我知道这很傻，很不理性，甚至有点违背我多年来接受的“大胆假设”必须建立在足够坚实的文献基础上，否则就是“胡思乱想”的学术训练。但那种想要挣脱这四面墙壁和堆积如山的故纸堆的束缚，想要亲自去往那个被标记的地点，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用我自己的感官去触碰一下那个“现场”的渴望，却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紧，越来越难以抗拒。
这不仅仅是为了验证一个数百年前的、大概率是误解的记录。或许，更深层的原因，是为了给我这沉闷压抑、一眼仿佛能看到退休生活的日常，寻找一个宣泄的出口，一次微不足道的叛逆。哪怕最终证明一切都只是寻常风景，哪怕只是去那片被古人标记为“凶”的水域旁边吹吹湖风，看看那所谓的“赤褐”泥土到底是什么颜色，闻一闻那“腥臭”是否依旧存在，也好过一直困在这间弥漫着泡面味和未来焦虑的宿舍里，对着这些冰冷的、不断提醒我现实窘境的打印纸和电脑屏幕。
一种混合着冲动、冒险欲以及对未知一丝恐惧的情绪，在我胸腔里鼓胀。我深吸一口气，仿佛要为自己接下来的行动积攒勇气，然后，在一片寂静中，对着台灯下那几张仿佛蕴藏着魔力的纸张，做出了一个可能有些轻率、却让我心跳加速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