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佑十七年，九月初九。
天还没亮，刘纲就醒了。
准确地说，他一夜没怎么睡。不是紧张，是兴奋。前世在投行工作时，再大的 deal 他也不至于失眠，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赌的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身家——十七枚铜钱的积蓄，刘万福借给他的五百文本钱，还有石猛和三个年轻人的信任。
输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翻身起来，借着窗缝里透进来的月光，把所有的东西又检查了一遍。两百块豆腐，整整齐齐地码在五个竹篮里，每一块都用洗净的树叶包好，防止在路上颠碎。五十串豆腐，用麻绳串好，一串五块，码在另一个篮子里。独轮车昨晚已经检查过了，车轴上了油，车胎用麻绳加固过。一杆秤，一块招牌，一把木尺，还有石猛媳妇烙的几张饼。
他深吸一口气，推开门。
外面还是黑的，但石猛和刘铁柱、刘石头、刘大牛已经等在门口了。四个人站在晨风里，呼出的白气在月光下清晰可见。石猛背着一张弓，腰里别着一把柴刀；刘铁柱扛着一手腕粗的木棍；刘石头和刘大牛各背着一个大背篓，里面装着空篮子和路上用的东西。
“走吧。”刘纲没有多说，推起独轮车，带头走出了刘家沟。
六十里山路，他们走了整整一天。
路比刘纲想象的还要难走。所谓的“路”，其实就是猎人们踩出来的一条窄痕，时有时无。有的地方要攀着石壁过去，有的地方要涉水过溪，有的地方要从倒伏的大树下面钻过去。独轮车在这种路上几乎推不动，遇到陡坡的时候，要两个人前面拉、后面推，才能勉强过去。
刘铁柱的力气最大，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前面拉车。刘大牛在后面推，刘石头在前面探路，石猛断后。刘纲走在车旁边，时不时地要扶一下摇摇欲坠的竹篮。
走到中午的时候，刘大牛的脚底板磨出了血泡，但他咬着牙没吭声。刘铁柱的肩膀被麻绳勒出了一道红印，也只是咧了咧嘴。石猛一路都在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像是在山里打猎时一样，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刘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些人的吃苦耐劳，是他在前世从未见过的。他们不识字，没见过世面，甚至不知道皇帝姓什么，但他们有一种在现代社会里几乎消失了的品质——坚韧。
下午申时，太阳已经偏西了，他们终于走出了山口。
刘纲停下独轮车，抬头望去。
眼前的景象让他愣了一下。
一条土路从山口延伸出去，两旁是大片的农田，种着粟米和豆子，虽然长势一般，但比起刘家沟那些稀稀拉拉的坡地，已经算是良田了。远处的天际线上，隐约能看到一片灰扑扑的建筑轮廓。
那就是清河县城。
“到了。”石猛走到他身边，擦了擦额头的汗，“纲子，咱们是先找地方住下，还是直接去城里？”
刘纲看了看天色。太阳已经西斜了，再过一个时辰就要落山。如果现在进城，还能赶在天黑前找到客栈。如果明天再进，他们就得在城外过一夜，不划算。
“进城。”他说。
一行人推着独轮车，沿着土路朝县城走去。
越走越近，清河县城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城墙不高，大概只有两丈多，是用黄土夯筑的，表面斑驳脱落，有些地方甚至长出了杂草。城门倒是开着，但只有一个老军卒靠着门洞打瞌睡，对进出的人看都不看一眼。
刘纲推着车进了城，一股混杂着各种气味的空气扑面而来——炊烟、马粪、汗臭、还有不知名的香料味。街道不宽，两旁的房屋大多是土坯房，跟刘家沟的差不多，只是密集得多。街上有行人，有挑担的货郎，有牵着驴的农夫，还有几个穿着绸衫的商人，一看就是有钱人。
刘纲的目光飞快地扫过街道两旁——他看到了两家酒楼，一家当铺，三家杂货铺，还有一个挂着“王记肉铺”招牌的铺子。路上还遇到了一队差役，穿着半旧的皂衣，腰里挂着铁尺，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中间，行人纷纷避让。
他没有多看，低着头推车走过。现在不是观察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找到住的地方。
城东有一家客栈，叫“平安客栈”，是刘万福告诉他的。说是客栈，其实就是一户人家腾出了两间空房，专门接待来赶集的乡下人。刘纲找到地方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客栈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姓李，人称李三娘。她上下打量了刘纲一行人一眼，目光在独轮车上的竹篮上停了一下。
“住店？”
“住。”刘纲从怀里掏出十文钱，“五个人，一间房，一夜。”
李三娘接过钱，用手指弹了弹，又对着光看了看，才收进袖子里。“后院左边那间，被褥在柜子里，自己拿。灶上有热水，要吃饭另加钱。”
“不用了，我们自己带了粮。”
李三娘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进了里屋。
五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连转身都困难。但没有人抱怨——在刘家沟，他们住的房子也好不到哪里去。石猛把门闩上，刘铁柱把独轮车推进来，刘石头和刘大牛把竹篮从车上卸下来，小心翼翼地码在墙角。
刘纲靠着墙坐下，掏出饼分给众人。饼已经凉了，硬得像石头，但四个人接过去就啃，嚼得嘎嘣响，没有一个人嫌难吃。
“早点睡，”刘纲说，“明天天不亮就起来，赶早市。”
“纲子，”石猛嚼着饼，含糊不清地问，“明天咱们去哪儿卖？集市上？”
“不。”刘纲摇头，“集市上摊位费太贵，咱们付不起。而且集市上人多手杂，豆腐又娇气，经不起折腾。”
“那去哪儿？”
刘纲把最后一口饼塞进嘴里，慢慢嚼着，目光在昏暗的油灯下显得格外深邃：“明天一早，咱们去扫街。”
“扫街？”石猛一脸茫然。
“挨家挨户地走，去酒楼，去饭馆，一家一家地推销。先让他们免费尝，尝好了再谈价钱。”
石猛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他虽然不太明白什么叫“推销”，但他相信刘纲。这孩子自从那次受伤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说的话、做的事，都有一种他说不清楚的道理。
“睡吧。”刘纲吹灭了油灯。
黑暗中，五个人的呼吸声此起彼伏。石猛的鼾声很快就响了起来，刘铁柱在磨牙，刘石头在说梦话，刘大牛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刘纲也没有睡着。他睁着眼睛，望着头顶黑漆漆的天花板，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着明天的每一步——先去哪家酒楼，说什么话，怎么应对拒绝，怎么报价，怎么交货，怎么收钱……
每一个细节，他都要想到。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第二次机会。
天还没亮，刘纲就起来了。
他叫醒众人，借着朦胧的晨光把豆腐重新整理了一遍。两百块豆腐，昨晚检查的时候还是完好的，经过一夜的放置，表面渗出了一些水珠，但整体状态不错。他用净的布把每一块豆腐都擦了一遍，重新包好，码在竹篮里。
“走。”
五个人推着独轮车，走进了清晨的街道。
清河县城刚刚醒来。街上的人不多，大多是早起摆摊的小贩和赶着上工的伙计。空气里弥漫着炊烟和早点铺子的香味——有卖胡饼的，有卖汤饼的，还有一家铺子在炸油条，油锅里滋滋地响着，香味飘出去老远。
刘纲的肚子咕噜叫了一声。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早饭了，但他压下了这股冲动。现在每一文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城东最大的一家酒楼——醉仙楼。
醉仙楼是清河县城最气派的酒楼，三层楼高，门口挂着大红灯笼，牌匾上的字烫着金粉，一看就是有钱人才敢进的地方。刘纲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那块牌匾，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
大堂里还没有客人，只有几个伙计在擦桌子、扫地。一个穿着绸衫的中年人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摆着一壶茶和一碟点心，正慢悠悠地翻着账本。
“掌柜的，”刘纲走到柜台前，拱了拱手，“打扰了。”
那掌柜抬起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穿着破旧的粗布衣裳，脸上还带着风尘仆仆的疲惫。掌柜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还是客气地问：“小兄弟，有什么事？”
“掌柜的，我这里有一种新鲜吃食，想请您尝尝。”
刘纲从竹篮里拿出一块豆腐，放在柜台上。豆腐用树叶包着，还在微微颤动，散发着淡淡的豆香。
掌柜的低头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了看刘纲，表情从疑惑变成了好奇。他伸手揭开树叶，一块嫩的豆腐露了出来。
“这是什么？”掌柜的问。
“豆腐。”
“豆腐？”掌柜的皱了皱眉，“没听说过。”
“您尝尝就知道了。”刘纲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刀，切了一小块下来，又从袖子里摸出一个小瓷瓶，往上面滴了几滴酱油，“这样吃，味道更好。”
掌柜的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拿起那块豆腐，放进嘴里。
他的表情变了。
先是一愣，然后眼睛微微睁大，接着——他又伸手拿了一块。
“这东西……是什么做的？”掌柜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惊讶。
“黄豆。”
“黄豆？那种喂牲口的黄豆？”
刘纲笑了笑：“掌柜的，您刚才吃的那一口，像是喂牲口的东西吗？”
掌柜的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倒也是。”他又看了看那块豆腐，“这东西怎么卖？”
“两文钱一块。如果您要批量采购，价格可以商量。”
“两文钱？”掌柜的摇了摇头，“太贵了。一文钱。”
“一文五厘。”刘纲说，“掌柜的，您想想，这东西全清河县只有我这里有。您要是上了这道菜，别家酒楼都没有，那您的客人不就都奔着您来了？这可不是一块豆腐的钱能算的。”
掌柜的眼睛转了一下，显然被说动了。但他还是摇了摇头：“一文二厘。行就行，不行拉倒。”
刘纲装作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行。一文二厘，但您得先付定金。”
“多少？”
“五百文。”
掌柜的差点把茶杯打翻：“五百文？！你当我开金库的？”
刘纲笑了：“掌柜的，我不是要您一下子给五百文。我的意思是，咱们签一个月的合同，您先付一百文的定金，我每天给您送一百块豆腐来。一个月下来，就是三千块豆腐，三千六百文。您要是不满意，随时可以退订，定金我全额退还。”
掌柜的在心里算了一下，三千六百文——三两多银子，对他来说不算大数目，但如果这个“豆腐”真能火起来，那带来的收益可远远不止这个数。
“行，”掌柜的一拍柜台，“就这么定了。”
他从抽屉里数出一百文钱，推过来。刘纲接过钱，又从篮子里多拿了两块豆腐放在柜台上：“掌柜的，这两块算我送的。您让后厨的师傅试试怎么做，煎、炒、炖、炸都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您随时跟我说。”
掌柜的点了点头，看刘纲的眼神里多了一丝欣赏：“小兄弟，年纪不大，做事倒是老练。叫什么名字？”
“刘纲。”
“刘纲……好，记住了。明天记得送货来。”
“一定。”
刘纲拱了拱手，转身出了醉仙楼。
石猛在外面等着，看到他出来，赶紧迎上来：“咋样？”
刘纲没有说话，只是摊开手掌，露出那一百文铜钱。
石猛的眼睛瞪得比铜钱还大：“成了？！”
“成了。”刘纲把钱收进怀里，“走，下一家。”
接下来的大半天，五个人推着独轮车，走遍了清河县城的大街小巷。
刘纲的策略很简单——先挑大的、有名的酒楼下手。这些酒楼有固定的客源，有实力批量采购，而且他们的示范效应最强。如果醉仙楼上了豆腐这道菜，其他酒楼就会跟风。跟风就得找他买豆腐，到时候他的生意就不用愁了。
第二家去的是“望江楼”，在城南，比醉仙楼小一些，但也是老字号。掌柜的姓孙，是个精明的老头子，尝了豆腐之后二话没说，当场订了一百块。
第三家是“聚贤居”，在城北，专门做书生和赶考举子的生意。掌柜的姓钱，是个读过书的人，对新鲜事物接受得快，尝了之后连声叫好，订了一百五十块。
第四家、第五家、第六家……
到下午的时候，刘纲一共跑了十七家酒楼饭馆，成功推销出去八家。加起来，每天的订单量是——五百块豆腐。
五百块。
他现在的产量只有每天五六十块，远远不够。但他不担心——回去之后扩大生产就是了。重要的是，市场打开了。
“纲子，”石猛的声音都有些发抖，“一天五百块豆腐，一块一文二厘，那就是……六百文？一个月就是十八两银子？”
“账不是这么算的，”刘纲说，“五百块是订单量，但我们不一定能全部供上。而且，原料、人工、运输都要花钱，净利润大概在三四成左右。”
“三四成？”石猛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那一个月也有五六两银子？一年就是六七十两？俺滴个娘嘞，俺打一辈子猎也挣不了这么多啊！”
刘纲笑了笑，没有说话。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等他的豆腐打出名气，订单会越来越多，规模会越来越大，利润也会越来越高。
但他也知道，生意做得越大，盯着他的人就越多。在这个没有法律保护的时代，“被人盯上”往往意味着“被人吃掉”。
他需要快。快刀斩乱麻，在别人反应过来之前，把生意做到足够大，大到别人动不了他。
下午申时，五个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平安客栈。
刘纲把今天的收入数了一遍——定金一共收了四百二十文，加上昨晚的房钱和路上的花销，净赚三百多文。
他把钱分成两份——一份是自己的，一份是刘万福的。按照三七分的比例，他拿七成，刘万福拿三成。但他没有急着把钱分掉，而是全部收好，准备回去之后再统一结算。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他对四个人说，“明天一早，咱们就回去。这几天大家好好，回去之后，每人发二十文的赏钱。”
二十文！
四个人的眼睛同时亮了。二十文钱，够在刘家沟买好几斗粮食了。
“纲子哥，”刘铁柱瓮声瓮气地说，“俺以后就跟着你了。你让俺往东，俺绝不往西。”
“俺也是。”刘石头和刘大牛异口同声地说。
石猛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拍了拍刘纲的肩膀，拍得他一个趔趄。
刘纲站稳了，看着面前的四个人——一个粗犷的猎户，一个憨厚的壮汉，一个瘦长的竹竿，一个矮墩墩的石碾子。他们不识字，没见过世面，甚至不会算数，但他们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人。
“好，”他说，“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前世，他说过无数次类似的话——“团队”“共赢”“利益共同体”——但那都是生意场上的套话，说完了就忘了。
但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他是认真的。
第二天天不亮，五个人就离开了清河县城，踏上了回刘家沟的路。
独轮车上的竹篮空了大半，只剩下一些没卖完的豆腐和样品。车子轻了，走起来比来的时候快了不少。刘大牛的脚底板上还缠着布条，血泡已经破了，但他咬着牙走得飞快。刘铁柱的肩膀上还有勒痕，但他一声不吭地拉着车。石猛依旧警惕地走在最后面，目光扫过路两旁的每一片灌木丛。
刘纲走在队伍中间，心里盘算着回去之后的计划。
扩大生产是第一位的。他需要建一个专门的豆腐坊，不能再在自己家的破房子里做了。他需要更多的石磨，更多的陶罐，更多的粗布。他需要更多的人手——光靠石猛和三个年轻人远远不够。
他还需要解决原料问题。野黄豆虽然多，但采集起来费时费力，而且产量不稳定。他需要把野黄豆驯化栽培，在刘家沟附近开荒种地，建立稳定的原料供应基地。
还有运输问题。从刘家沟到清河县城六十里山路，靠独轮车运豆腐，损耗太大了。他需要在路上设几个中转点，或者——脆把豆腐坊搬到离县城更近的地方。
但这些都是以后的事。眼下最重要的，是回去之后先把产量提上来，把订单按时交付。
“纲子，”石猛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你在想啥呢？”
刘纲回过神来，笑了笑：“在想怎么把豆腐做得更多、更好。”
石猛咧嘴一笑：“你这脑子，跟俺们就是不一样。俺们想的是怎么吃饱饭，你想的是怎么让更多人吃饱饭。”
刘纲没有接话。他在心里默默地想——不只是让更多人吃饱饭。他要做的事情，比这大得多。
但这还不到说出来的时候。
太阳升到了头顶，把山路晒得发烫。远处的伏牛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像一道巨大的屏障，把刘家沟和外面的世界隔开。
刘纲推着独轮车，一步一步地走向那道屏障。
他知道，翻过那座山，就是他的家。而现在，他带着一个月的订单、几百文定金，和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计划，回去了。
回去之后，他要做的事情有很多。但他不急。他今年才十六岁，有的是时间。
但他不知道的是，时间，并不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