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本书我追了好久！天高居士的《赤心亲王传》是历史脑洞类型，主角朱统桢的经历跌宕起伏，处于连载状态中，这本精品小说绝对值得收藏，绝对是一部值得反复品味的经典之作。
赤心亲王传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1872年1月
伊尔库茨克的暴风雪下了一整夜。
统桢在旅馆的小房间里醒来时，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雪，从窗缝里钻进来的寒气把桌上的水杯冻成了冰坨。炉火早已熄灭，房间里冷得像冰窖。他从被窝里爬出来，哆嗦着重新点燃炉子，蹲在炉门前烤了好一会儿，手指才恢复知觉。
旅馆楼下是一间兼营饭馆的大堂。统桢下楼时，大堂里已经坐了几个人——一个穿皮袍子的皮毛商人，一个戴眼镜的流放犯，一个留大胡子的淘金客。老板端上来一盘黑面包和一碗热茶。面包硬得像石头，茶淡得像涮锅水，但在零下三十度的伊尔库茨克，有口热的就算福气。
皮毛商人正在讲他在勒拿河上游收购貂皮的事。“通古斯人傻，一张好貂皮，换一把铁斧头就肯给。拿到伊尔库茨克，能卖二十卢布。”
流放犯冷笑了一声。他看上去四十来岁，面容清癯，手指上有长期握笔磨出的茧。“二十卢布。你知不知道那一张貂皮，通古斯人要在大雪里追好几天？”
“他们习惯冷。不冷他们还难受呢。”皮毛商人满不在乎地咬了一口面包。
流放犯没有再说话。统桢端着茶碗坐过去。“您从哪儿来？”
流放犯看了他一眼，似乎在判断这个人是否可信。“彼得堡。”
“流放？”
“十年。西伯利亚。”他说“西伯利亚”这个词的时候，像在说一个笑话。
统桢没有问罪名。在俄国，问流放犯的罪名是不礼貌的——因为罪名和真正的“罪行”往往毫无关系。他问：“您以前做什么？”
“彼得堡大学，教历史。”流放犯说，“现在不教了。”
统桢点了点头。一个教历史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大概是在课堂上讲了不该讲的东西。他想起喀山大学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那个被降为图书管理员的东方学教授。“波斯诗歌里有对自由的渴望”——这就是罪。
“您贵姓？”
“科瓦列夫斯基。”
统桢伸出手。“朱。费奥多尔·朱·周斯基。”
科瓦列夫斯基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很瘦，骨节突出，但握得很有力。“朱。中国人？”
“明国人。”
“明国？”科瓦列夫斯基的眼神亮了一下，“我研究过。前朝的遗民，在南洋建立了朝廷。你们的皇帝行君主立宪，比我们早。”
统桢微微点头。
“你怎么跑到西伯利亚来了？”
“路过。要回彼得堡。”
科瓦列夫斯基沉默了一会儿。“彼得堡。我十年没回去了。”
统桢没有说话。窗外，暴风雪还在咆哮。旅馆的墙壁被风吹得嘎嘎响，炉火在风里忽明忽暗。
“朱先生，”科瓦列夫斯基忽然压低声音，“你从西边来，有没有听说……巴黎的事？”
统桢的心跳漏了一拍。他知道科瓦列夫斯基问的是什么。1871年春天，巴黎公社。他在回吕宋的路上听说了消息，但那时候他已经在海上，只有零星的传闻。回到吕宋后，从欧洲来的报纸上看到了更多的报道——但也只是报纸上的报道，真假难辨。
“听说了。不多。”
科瓦列夫斯基把椅子往前挪了挪。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压抑了很久的光。“三月十八，巴黎工人起义。建立了公社。普选，罢免权，官员薪俸不高于熟练工人。马克思说的那些，他们做了。做了。”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被火烧过。
“然后呢？”统桢问。
科瓦列夫斯基的眼神暗了下去。“五月，凡尔赛的军队打进去了。了一个星期。三万人。男人，女人，孩子。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墙下，枪毙了一百四十七个。那面墙现在被他们叫做‘公社社员墙’。”
他停了一下。
“我在彼得堡的报纸上看到的。他们用‘暴徒’称呼那些被枪毙的人。用‘秩序’称呼那些开枪的人。”
统桢沉默了很久。炉火噼啪响着，火星飞起来又熄灭。
“三万人。”他终于说。
“三万人。”科瓦列夫斯基重复了一遍，“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在巴黎留学。他写信给我，说塞纳河红了三天。”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皮毛商人还在隔壁桌吹嘘他的貂皮生意，淘金客趴在桌上睡着了，鼾声如雷。没有人注意角落里两个压低声音说话的人。
“朱先生，”科瓦列夫斯基说，“你回彼得堡以后，如果见到还相信的人，告诉他们：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巴黎公社证明了一件事。”
“什么事？”
“工人可以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沙皇，不需要皇帝，不需要老板。哪怕只存在了七十二天。”
他把最后一口茶喝完，站起来。“我的雪橇该走了。去雅库茨克。”
统桢站起来。“保重。”
科瓦列夫斯基点了点头，提起一个破旧的皮箱，推开旅馆的门。暴风雪涌进来，他的背影很快消失在白色的风雪里。统桢坐在炉火边，看着门重新关上。巴黎公社。三万人。塞纳河红了三天。他在心里把那几个词念了一遍，然后从行囊里翻出记本，在最空白的一页写下：
“1872年1月，伊尔库茨克。遇科瓦列夫斯基，彼得堡大学历史教员，流放十年。谈及巴黎公社。存之。”
二月，统桢离开了伊尔库茨克。
他乘雪橇沿着西伯利亚驿道向西走。驿道是沙皇时代最庞大的工程之一，从乌拉尔山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全长上万俄里。冬天是走驿道最好的季节——夏天泥泞不堪，春天和秋天更糟，只有冬天，积雪把路面压得结实，雪橇可以在上面飞驰。统桢的雪橇是一辆不大的木制雪橇，由三匹马拉着，中间一匹驾辕，两边两匹拉套。车夫叫伊戈尔，是哥萨克后裔，祖上从顿河流域迁到西伯利亚，已经三代了。他有一把大胡子，被冻成冰碴子，说话的时候冰碴子就簌簌往下掉。
“老爷，您是中国人？”
“明国人。”
“明国？”伊戈尔想了想，“是不是在南边，热得要命的地方？”
“比这里热。”
“那您跑到西伯利亚来什么？活受罪。”伊戈尔哈哈大笑，笑声在空旷的雪原上传出去很远。
驿道两旁是无边无际的泰加林。云杉、冷杉、落叶松，树冠上压着厚厚的雪，像一群沉默的巨人披着白色斗篷。偶尔林间闪过一条冰封的小河，河面上有狼的脚印。统桢缩在雪橇的皮褥子里，看着两边的森林缓缓后退。
每天晚上，他们在驿站的木屋里过夜。驿站是沙皇政府沿驿道修建的，每隔三四十俄里一座，供过往官员、信使、流放犯歇脚。木屋的结构都差不多——一间大屋，中间一座泥炉，沿墙是一圈宽大的木榻。统桢和伊戈尔到驿站时，往往已经有别的旅人先到了。流放犯、商人、军人、传教士、淘金客，各色人等挤在一条木榻上，围着炉火，分享着有限的温暖。
有一天晚上，驿站里来了一个押解流放犯的宪兵小队。三个宪兵，五个流放犯。流放犯脚上戴着镣铐，镣铐的铁链在木地板上拖过，发出刺耳的哗啦声。宪兵把他们赶到墙角，自己占据了离炉火最近的位置。流放犯们挤在一起，用身体互相取暖。其中一个很年轻，看上去不到二十岁，头发乱蓬蓬的，嘴唇冻得发紫，但眼睛还是亮的。
统桢趁宪兵去外面喂马的空隙，走到墙角，蹲下来。他把自己的水壶递给那个年轻的流放犯。“喝一口。热的。”
年轻人接过水壶，喝了一口。是热茶。他的眼睛里涌上泪花，但没有流下来。“谢谢。”
“你叫什么？”
“伊万。”
“从哪儿来？”
“特维尔。纺织厂。”
统桢的心沉了一下。特维尔。他去年在那里待过。玛丽娜，那个被梭子打瞎左眼的女工。莫罗佐夫，那个说“瞎了就瞎了”的厂主。
“罪名？”
“聚众。”伊万的声音很轻，“要求增加工钱。厂主叫了警察。抓了五个。我是其中一个。”
“判了多少？”
“八年。西伯利亚。”
统桢看着他。不到二十岁。八年。等他出来，就是二十八岁。他想起米哈伊尔，想起那个在西伯利亚伐木场用树枝在雪地上写字母的工人。米哈伊尔判了三年，伊万判了八年。罪名是一样的：聚众。
“特维尔纺织厂，”统桢说，“我去年在那里待过。有一个叫玛丽娜的女工，眼睛被梭子打瞎了。”
伊万的眼睛瞪大了。“您认识玛丽娜？”
“我帮她找了医生。左眼没保住。”
伊万的嘴唇抖动起来。他低下头，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他抬起头，眼睛里的泪花了。“玛丽娜是我的未婚妻。”
统桢感到口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
“我们本来打算今年春天结婚。”伊万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冰封的河面，“我攒了三年的工钱，租了一间小屋。她说，等结了婚就不在厂里了，在家给人洗衣裳。我答应了。”
他没有再说下去。宪兵回来了，统桢不得不站起来，退回自己的位置。他坐在木榻上，隔着整间屋子，看着墙角那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伊万没有再看他。他靠在墙上，闭着眼睛，嘴唇还在微微发抖。
第二天清晨，宪兵押着流放犯们继续向东。伊万走在队伍最后面，镣铐的铁链在雪地上拖出一道细细的沟。统桢站在驿站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泰加林的阴影里。伊戈尔拍拍他的肩膀。“老爷，该走了。”
统桢上了雪橇。雪橇向西，流放犯向东。同一条驿道，两个方向。
三月中旬，统桢越过了乌拉尔山，进入了欧俄。
雪开始化了。驿道变得泥泞不堪，雪橇换成了马车。车轮在烂泥里打滑，马匹累得浑身冒汗。空气里有了春天的气息——泥土解冻的腥味，白桦树汁液的甜味，还有从南方飞回来的鸟的叫声。
三月二十，统桢到达喀山。
他没有进城，而是直接去了城北的铁路修理厂。修理厂还是老样子。巨大的铁皮棚子，里面停着待修的火车头，空气中弥漫着机油、铁锈和煤烟的气味。他在那间小木屋前站住。门关着。他敲了敲门。
“进来。”
门开了。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坐在桌后，还是那张桌子，那把椅子，那个铁皮柜子。他比三年前老了一些，鬓角添了白发，眼窝更深了。但他抬起头看见统桢时，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起来。
“朱同志。”他站起来。
统桢握住他的手。那只手还是那样，瘦，硬，像一把钳子。
“您还活着。”伊万·雅科夫列维奇说。
“您也是。”
两人坐下来。伊万·雅科夫列维奇从抽屉里拿出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茶是凉的，但统桢不在乎。
“彼得和谢苗呢？”
“还在。识字班分成五个小组，现在有四十多人了。”伊万·雅科夫列维奇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彼得自己编了一本小册子，把您教的那些词——артель，борьба，воля，гнет——每个词配了一个工人的真实故事。印了五十份，在修理厂和纺织厂里偷偷传阅。”
“没有被发现？”
“被发现了。厂里查过一次，没查出来是谁印的。彼得把小册子的版藏在锅炉房的煤堆里。”
统桢笑了。那是他回到俄国后第一次笑。
“克鲁格洛夫呢？”
“还在大学。数学系快毕业了。费多谢耶夫去年去了彼得堡，在工艺学院旁听。听说他在那边也组织了读书会。”
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停了一下，压低声音。“您听说了巴黎的事吗？”
“听说了。在伊尔库茨克，一个流放的教员告诉我的。”
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沉默了一会儿。“七十二天。”
“七十二天。”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窗外传来修理厂车间里锤子敲打钢铁的声音，一下，又一下。
“朱同志，”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忽然说，“巴黎公社证明了一件事：工人夺取政权是可能的。但它也证明了一件事：夺取以后怎么办，我们还没有想清楚。”
统桢点了点头。“我在路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公社做了很多事——普选，撤换权，官员薪水限制。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如果凡尔赛的军队没有打进来呢？如果公社继续存在下去呢？它会变成什么样？”
“变成一个真正由工人管理的城市。”伊万·雅科夫列维奇说。
“还是会变成一个穿着工人外衣的旧官僚机器？”
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没有回答。他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擦着。统桢知道，这个问题不是靠两个人坐在这间小木屋里能回答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热烈赞扬了巴黎公社，说它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但马克思也说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什么样的专政？谁来专政？怎么防止专政的人变成新的统治者？马克思提出了问题，没有给出全部答案。巴黎公社用自己的生命试探了一部分答案，但只试探了七十二天就被屠了。
“朱同志，您接下来去哪儿？”
“辛比尔斯克。”
伊万·雅科夫列维奇点了点头。他没有问为什么。他们握了手，统桢走出修理厂。三月的喀山，伏尔加河上的冰开始裂了。他在河岸边站了一会儿，听着冰层崩裂的闷响。然后转身向码头走去。
四月初，统桢在辛比尔斯克下船。
伏尔加河已经完全开河了。蓝绿色的河水浩浩荡荡地向下游奔涌，偶尔还漂着几块没化完的残冰。岸边的白桦林刚刚发芽，嫩绿的叶片在阳光下半透明，像一片片薄薄的玉。
他沿着莫斯科大街往上走。辛比尔斯克还是老样子。石板路，木屋，教堂的洋葱顶。空气里有椴树芽的清香。他在乌里扬诺夫家的院门前站住。淡绿色的木楼，白色的雕花窗框，门前的椴树刚刚冒出新芽。一年半前，他站在这里最后一次。现在他回来了。
他敲了门。
开门的是安娜。她比一年半前又长高了一截，已经是个大姑娘了。看见统桢，她手里的书掉在地上。
“妈妈！”她回头朝屋里喊，声音又尖又亮，“朱先生回来了！”
屋子里一阵响动。玛丽亚从厨房里冲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伊利亚从书房里快步走出来，老花镜还架在鼻梁上。萨沙从二楼跑下来。然后，楼梯口出现了一个矮小的身影。
沃洛佳站在楼梯口。
他快十二岁了。比统桢记忆中的样子高了大半个头，瘦还是瘦，但肩膀宽了一些。头发剪得很短，额头显得更宽。褐色的眼睛还是那样亮，那样专注。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不是识字课本，不是《怎么办？》。统桢看了一眼封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文译本。
沃洛佳从楼梯上走下来。走到统桢面前，站住。他仰起头，看着统桢。
“您回来了。”
“回来了。”
沃洛佳把手里的《资本论》递过来。“我读到第三章了。价值形式。有些地方不太懂。”
统桢接过书。书页的边缘已经被翻得起毛了，空白处用铅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沃洛佳的批注。他没有说“你才十一岁读什么《资本论》”。他说：“哪里不懂？”
沃洛佳翻到折角的一页，指着一段。“这里。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形式经历了四个阶段：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我看得懂这四个阶段是什么，但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这四个阶段？不能直接从以物易物跳到货币吗？”
统桢在沙发上坐下。沃洛佳坐在他对面，膝盖上摊着那本《资本论》。伊利亚和玛丽亚站在门口，看着这对分别一年半的师生。安娜把掉在地上的书捡起来，萨沙靠在楼梯扶手上。他们都没有说话。
“你问的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争论了几十年。”统桢说，“有人说可以跳过去，有人说不能。马克思认为不能。因为货币不是谁发明的，是千百万次交换中自然产生出来的。所有人都用一种商品来表现自己商品的价值，这种商品就变成了货币。这不是谁规定的，是交换过程本身的结果。”
沃洛佳皱起眉头。他的手指在书页上轻轻敲着，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所以货币不是谁发明的。是自己产生的。”
“对。”
“那资本主义也不是谁发明的。也是自己产生的。”
统桢看着他。
“那它也可以自己灭亡。”
屋子里安静下来。伊利亚靠在门框上，目光复杂地看着自己的小儿子。玛丽亚用手捂住了嘴。萨沙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统桢伸出手，按了按沃洛佳的肩膀。十一岁的肩膀，还很窄，但已经能感觉到骨头里的硬度。
“你这一年半，读了不少书。”
“您不在的时候，我把您留下的书都读了。《资本论》是爸爸从彼得堡托人买的。等了半年才到。”
“除了《资本论》，还读了什么？”
沃洛佳想了想。“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我又读了一遍。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还有一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不太懂，但觉得有意思。”
统桢笑了。“达尔文和马克思，你一起读？”
“他们说的不是一回事。但好像又有关系。”沃洛佳认真地说，“达尔文说物种在变，马克思说社会在变。都在变。都不是谁规定的。”
统桢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十一岁的时候。那时他在吕宋的皇宫里，读卢梭、孟德斯鸠，问师傅“书中皆帝王将相，何以无农工黎庶”。和沃洛佳现在问的问题，是同一个方向。但沃洛佳比他走得更远。因为沃洛佳生在俄国，生在伏尔加河畔这栋普通木楼里，而不是生在皇宫里。
晚饭是玛丽亚做的红菜汤和黑面包。统桢坐在一年半前他坐过的那个位置上，面前是熟悉的粗瓷碗和木勺。沃洛佳还是坐在他对面。安娜坐在旁边，萨沙挤在长凳上。伊利亚坐在桌首，玛丽亚坐在桌尾。
“这次能住多久？”伊利亚问。
“不确定。但不会像上次那么短。”
沃洛佳低头喝汤，没有说话。但统桢看见他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五月，辛比尔斯克的椴树开花了。
统桢在乌里扬诺夫家二楼的小屋里住下来。和上次一样的房间，一样的窗户，一样可以看见院子里的老椴树。他每天下午和沃洛佳一起读书。不是他教沃洛佳，是两个人一起读，一起讨论。读《资本论》，读《法兰西内战》——统桢从彼得堡弄到了一本俄文节译本，是秘密印刷的，封面写着“巴黎旅行指南”作为伪装。读到巴黎公社失败、三万人被屠的段落时，沃洛佳停下来。
“三万人。七十二天。”
“是。”
沃洛佳沉默了。他看着书页上那些字，好像在数那些字有多少个。然后他抬起头。
“朱先生。如果您在巴黎，您会上街吗？”
统桢没有立刻回答。他想了想。
“我不知道。1871年3月18，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士兵拒绝向群众开枪，反而把枪口转向了自己的军官。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七十二天后会被屠。他们只是站出来了。”
他看着沃洛佳。
“如果我当时在巴黎，我是不是那些站出来的人中的一员？我不知道。我希望我是。”
沃洛佳低下头，继续看书。过了一会儿，他合上书。
“如果我当时在巴黎，我希望我也是。”
统桢没有说话。窗外，五月的阳光照在椴树叶上，绿得发亮。
五月下旬，统桢带沃洛佳去了一趟乌斯宾斯科耶。伊万还活着。比三年前更老了，头发全白了，背驼得更厉害了。但看见统桢和沃洛佳，他笑了。露出几颗还剩下的黄牙。
“朱先生！沃洛佳！你们来了！”
他让进屋里。屋子还是那样，泥炉子，木桌，圣像。墙角堆着几个麻袋，上面印着“辛比尔斯克省地方自治会”的字样。统桢问起今年的收成。
“去年冬天雪大，春天墒好。苗出得齐。”伊万说，“今年要是夏天不旱，能多打几普特。”
“租子呢？”
“还是四六。地主六，我们四。”
统桢没有说话。沃洛佳看着伊万那双树皮一样的手。那双手上，几普特几普特的粮食流过，流过五十五年。
“伊万爷爷。”沃洛佳忽然开口。
伊万看着他。
“您还记得我上次来吗？我说‘会变的’。”
伊万点了点头。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我还在等那一天。”伊万说。声音很轻，像怕被人听见。
沃洛佳伸出手，握住了伊万那双树皮一样的手。“我也在等。”
1872年6月
六月，统桢收到了一封从彼得堡寄来的信。
信是克鲁格洛夫写的。他去年从喀山大学毕业，数学系，成绩优异，本来可以留校任教，但因为“思想不可靠”被取消了资格。现在在彼得堡一家中学教数学，同时秘密参加工人小组的活动。
“朱同志：
我在彼得堡已经半年了。教中学生数学，课余时间和几个可靠的工人同志一起读书。我们读了《资本论》第一卷，正在读《法兰西内战》。
彼得堡的工人运动和喀山不一样。这里工厂更多，工人更集中，但警察也更密。去年普梯洛夫工厂又发生了一次，领头的人被抓了，流放到西伯利亚。我去打听过，其中一个叫米哈伊尔的——我猜就是您说过的那个人。他还没有回来。
巴黎公社的事，在这里是禁止谈论的。但所有人都在悄悄谈。工人们在酒馆里压低声音问：巴黎真的有过工人自己的政府？大学生们在宿舍里传阅手抄的《国际歌》歌词。一个从巴黎来的法国流亡者，在维堡区秘密做过一次演讲，讲公社最后的子。他说，公社社员们被枪毙的时候，很多人喊的不是‘救命’，是‘公社万岁’。
朱同志，您说过：记住那些站出来的人。我在记住他们。我们在记住他们。
弗·克鲁格洛夫”
统桢把信看了两遍。然后递给沃洛佳。
沃洛佳看完，抬起头。“米哈伊尔。就是您说的那个在普梯洛夫工厂学识字的工人？”
“是。”
“他还没有回来。”
“判了三年。应该快回来了。”
沃洛佳把信折好，还给统桢。“等他回来，您带我去见他。”
统桢看着他。
“我想见见那些站出来的人。”沃洛佳说。
七月，伏尔加河的水位涨到了最高点。
统桢在辛比尔斯克的码头上认识了一群纤夫。伏尔加河的纤夫是俄国最苦的劳动者之一。他们光着上身，前勒着粗麻绳，在河岸上一步一步地拉船。从阿斯特拉罕到雷宾斯克，上千俄里的河道，全靠人力拉。统桢和一个老纤夫聊过。他叫费奥多尔——和统桢的俄文名字一样。五十多岁，拉了三十年纤。肩膀上的皮肤被麻绳磨出了一道深沟，像被刀砍过。
“一天拉多少？”
“看水流。逆水，一天二十俄里。顺水，能走四十。”
“工钱呢？”
“拉一趟，从阿斯特拉罕到下诺夫哥罗德，两个月，二十卢布。”
二十卢布。两个月。统桢在心里换算了一下。普梯洛夫工厂的米哈伊尔一个月二十卢布，特维尔的纺织女工一个月八卢布。纤夫两个月二十卢布，平均一个月十卢布。比纺织女工多一点，比工厂工人少一点。但他们的活是最苦的——夏天烈晒，秋天风雨淋，冬天冰封了河道就失业，一分钱没有。
“您拉了多少年了？”
“三十年。”
“三十年里，工钱涨过吗？”
费奥多尔像听到了一个笑话。“涨？不降就不错了。以前拉一趟二十五卢布，后来降到了二十。听说今年还要降，降到十八。”
“为什么降？”
“轮船多了。纤夫的活少了。你不拉，有的是人拉。”
统桢没有说话。他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的：产业后备军。轮船是机器，纤夫是人力。机器和人抢活，人抢不过机器，就只能降工钱。降到最后，人不如机器值钱。
费奥多尔把烟斗在鞋底上磕了磕，重新装上烟丝。“你是学生？”
“算是。”
“学生跑到河边看纤夫拉船，少见。”他吸了一口烟，“你看了，能怎么样？”
统桢没有回答。
费奥多尔也没有追问。他把烟斗叼在嘴里，站起来，把麻绳勒上肩膀。“走了。还有二十俄里。”
他弯下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脚下的河岸被无数纤夫的脚踩出了一条坚硬的小路。统桢站在岸边，看着他的背影。费奥多尔的后背上，那道被麻绳磨出的深沟，在夕阳里像一条涸的河床。
八月，辛比尔斯克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天傍晚，统桢和沃洛佳在院子里下棋。沃洛佳的棋艺进步很大，已经能和统桢下成互有胜负了。他下棋的时候还是那样，全神贯注，一动不动，只有眼睛在棋盘上移动。
院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旧大衣、提着破皮箱的人站在门口。统桢抬起头，愣住了。
是涅恰耶夫。
他比三年前在喀山见到时更瘦了，颧骨像刀削出来的，眼窝深陷，头发乱蓬蓬的，像很久没有洗过。但他的眼睛还是那样，亮得有些不正常。大衣上全是泥点和草屑，靴子破了，露出脚趾。他站在门口，看着统桢。
“朱同志。”
统桢站起来。“谢尔盖。”
涅恰耶夫走进院子。他的步子有些踉跄，显然走了很远的路。沃洛佳站起来，打量着这个陌生人。
“这是沃洛佳。”统桢说，“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男孩。”
涅恰耶夫低头看着沃洛佳。十一岁的男孩仰头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对上了。一个是被警察追捕了三年、眼睛里带着疯狂余烬的革命者，一个是刚刚读完《资本论》第三章、眼睛里带着沉静火焰的少年。
“你就是那个问‘沙皇为什么不帮工人’的男孩？”涅恰耶夫问。
“是我。”
涅恰耶夫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下去。他在院子里的木墩上坐下，接过统桢递来的水，一口气喝完。
“我从南方来。走了三个月。”他用袖子擦了擦嘴，“‘人民惩治会’散了。我被警察追了两年，换了十几个身份。上个月在哈尔科夫，差点被抓。我把文件都吞了，从窗户跳出去，在屋顶上爬了半条街。”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统桢问。
涅恰耶夫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椴树。“我不知道。我想过去瑞士，找巴枯宁。但听说巴枯宁和马克思闹翻了，第一国际也分裂了。”
“分裂了？”
“今年夏天，海牙大会。马克思派和巴枯宁派决裂了。总委员会迁到纽约去了。”涅恰耶夫苦笑，“国际工人协会，迁到纽约。离欧洲的工人十万八千里。马克思怕巴枯宁派控制国际，就把国际搬到自己够不着的地方。”
统桢沉默。他在俄国待了五年，对第一国际的事知道得不多。但他听懂了涅恰耶夫的意思：全欧洲工人联合起来的事业，正在分裂。
“朱同志。”涅恰耶夫忽然说，“你还记得我在喀山对你说的话吗？你说你的路是打地基，慢慢来。我说我等不了。三年过去了。你的地基还在打。我的路，走不通了。”
他看着统桢。那双眼睛里，疯狂的亮光褪去了一些，露出底下深深的疲倦。
“也许你是对的。也许真的需要慢功夫。但我做不了。我只会一种方式。”
统桢看着他。“你要去瑞士？”
“也许。也许留在俄国。我不知道。”他站起来，“我只是路过。想看看你还活着没有。”
“我活着。”
涅恰耶夫点了点头。他看了一眼沃洛佳，又看了一眼棋盘上的残局。
“这孩子的棋，下得不错。”
“你怎么知道？”
“我看了一眼棋盘。”涅恰耶夫说，“他的兵，位置都很好。”
他提起破皮箱，转身走向院门。统桢站起来。“谢尔盖。”
涅恰耶夫停下，没有回头。
“活着。”
涅恰耶夫没有回答。他推开院门，消失在莫斯科大街的暮色里。
沃洛佳看着空荡荡的院门。“他是谁？”
“谢尔盖·涅恰耶夫。一个等不了的人。”
沃洛佳低下头，看着棋盘上那些兵。“等不了的人，会怎么样？”
统桢沉默了很久。椴树的影子在院子里拉得很长，八月的晚风把树叶吹得沙沙响。
“会把自己烧完。”
九月，辛比尔斯克中学开学了。
沃洛佳上了中学。他穿着新校服——黑色的制服上衣，铜扣子，硬领子——站在院门口，等着萨沙一起去学校。统桢站在窗口看着他。十一岁的少年，背着一个旧书包，里面装着课本和一本偷偷塞进去的《资本论》第四章节选。萨沙从楼上跑下来，两人一起沿着莫斯科大街往学校走。沃洛佳的步子很稳，不快不慢。
统桢想起自己十六岁离开吕宋时的样子。那时他以为自己不会再回来了。现在他二十四岁，坐在辛比尔斯克一栋木楼的窗口，看着一个十一岁的俄国少年背着书包去上学。人生的事，永远猜不到。
九月中旬，统桢收到了大哥宪守从吕宋寄来的信。信封上沾着海水的痕迹，走了两个多月。
“五弟如晤：
父亲大人入秋以来，体气更衰。太医言，恐难撑过今冬。
兄知弟在俄有未竟之事，然父母在，不远游。弟若可能，宜早归。非为久留，见一面，尽人子之道，亦为孝也。
家中诸事平安。镇海号去岁参与南洋联合演习，英法荷诸国皆派舰观礼。我舰队阵列严整，炮术精良，诸国武官皆侧目。父亲闻之，卧榻上笑曰：‘吾儿宪守，能守成矣。’
五弟，家中之事，兄当竭力。弟在外，亦须善保自身。大道漫漫，徐徐行去。
兄宪守字
同治十一年七月二十”
统桢把信看了两遍。看到“恐难撑过今冬”时，手指微微发抖。他走到窗前。九月的辛比尔斯克，椴树叶开始变黄了。几片叶子飘落在院子里。
沃洛佳放学回来，看见统桢站在窗前，手里拿着一封信。“朱先生，怎么了？”
统桢把信折好，放进口袋。“我父亲病重了。”
沃洛佳沉默了一会儿。“您要回去吗？”
“也许。”
沃洛佳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他没有说“您别走”，也没有说“您快回去吧”。他只是坐在那里，像一棵还没长大的椴树。
十月，统桢决定留下来。
他给大哥写了回信。
“大哥：
信收到。父亲病重，儿心如火焚。然儿在俄之事，正值紧要。喀山、彼得堡、辛比尔斯克，儿所联络之工人、学生，散而复聚者数十人。若此时离去，前功尽弃。
儿非不孝。儿之所行，正是父亲所期。父亲昔年送儿西游，非为儿归家守灶，为儿求索大道。今儿在俄五年，始稍有所得。若半途而废，何以见父亲？
兄在家中，代儿尽孝。儿在异域，代兄求索。兄弟同心，父亲当能谅之。
儿统桢叩上
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十”
他把信封好，送到邮局。走出邮局时，十月的风从伏尔加河上吹过来，已经有了冬的寒意。街道两旁的椴树叶子快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条伸向灰白色的天空。他沿着莫斯科大街往回走，经过乌里扬诺夫家的院门时，没有进去，继续往河边走。
伏尔加河的水位已经下降了，露出了大片沙洲。河面上有最后几艘轮船在赶在封冻前跑完最后一趟。他站在河岸上，看着灰蓝色的河水向东流。父亲在万里之外，快要死了。他在这里。
他掏出那两枚木棋子。一枚王，一枚兵。王冠有点歪，兵的刀痕深浅不一。他想起沃洛佳刻它们的时候。九岁的孩子，用削木头的刀，刻了一个月。第一个不好，第二个也不好，第三个才勉强能看。他说：“兵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
统桢把兵握在手心里。往前走。
十一月，伏尔加河开始封冻了。
统桢在辛比尔斯克的码头上又见到了费奥多尔。老纤夫坐在系缆桩上，看着河面上的流冰。他的麻绳搭在膝盖上，绳子上磨出的毛边在风里微微抖动。
“今年最后一趟了。”费奥多尔说，“明天就歇了。等明年开河。”
“冬天怎么办？”
“给人劈柴，搬货。有什么活什么。实在没活，就饿着。”
统桢在他旁边坐下。两个人看着河面上的流冰。冰块互相碰撞着，发出嘎嘎的响声。
“你上次问我，看了能怎么样。”费奥多尔忽然说。
统桢没有说话。
“我想了一整个夏天。”费奥多尔把烟斗叼在嘴里，没有点燃，“我想，你看了确实不能怎么样。你是外国人，是学生，你能怎么样？但我们自己，也看了几十年了。看了，也没有怎么样。”
他看着统桢。
“你说，为什么？”
统桢想了想。“因为一个人，看了，想了，只能一个人扛着。十个人看了，想了，还是各扛各的。一百个人看了，想了，还是一盘散沙。”
“那怎么才能不散？”
“要有一个人，先站出来。不是替别人扛，是把大家聚在一起。一个人扛不动，十个人一起扛。”
费奥多尔沉默了很久。他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在鞋底上磕了磕。
“我拉了三十年纤。三十年里，我见过几百个纤夫。穷的，病的，累死的，淹死的。没有人站出来过。”
他看着统桢。
“你是第一个问我‘工钱涨过吗’的人。”
他站起来，把麻绳搭上肩膀。“开河以后，如果你还来，我介绍你认识几个老家伙。他们拉的年头比我还长。”
统桢点了点头。
费奥多尔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十一月的暮色里，像一座移动的山。
十二月，辛比尔斯克下了一场大雪。
统桢在乌里扬诺夫家的小屋里，记完了这一年的记。从伊尔库茨克到喀山，从喀山到辛比尔斯克。巴黎公社的七十二天。米哈伊尔还在西伯利亚。特维尔的伊万被判了八年，他的未婚妻玛丽娜瞎了一只左眼。涅恰耶夫消失在南方，不知道还活着没有。克鲁格洛夫在彼得堡教数学，秘密参加工人小组。费多谢耶夫也在彼得堡，组织了新的读书会。彼得和谢苗在喀山，把识字班分成了五个小组，四十多人。老纤夫费奥多尔说，开河以后，介绍几个老家伙给他认识。
沃洛佳上了中学，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前三章。他的兵走得很好。
窗外，雪还在下。统桢把记翻到第一页。1870年1月，雅罗斯拉夫尔。“在辛比尔斯克，我认识了一个八岁的男孩。他问我：沙皇和政府为什么不帮工人？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等他找到答案，他来告诉我。”
三年过去了。男孩十一岁了。答案还没有找到。但他们在找。
统桢合上记，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木兵。兵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走到底，可以变成任何棋子。
窗外，伏尔加河的冰层下面，河水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