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小九和张铁柱先后回来了。
小九带回了一摞厚厚的材料，是用毛边纸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但内容详实，密密麻麻地写了几十页。他在松江府蹲了三天，每天早出晚归，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跟各种各样的人打听消息——茶馆里的茶客、酒楼里的跑堂、街边的小贩、田里的佃户、衙门里的差役、甚至赵府的下人。他用的是最笨的办法，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一个一个地问，一句一句地记，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虽然识字不多，但记性好，别人说的话，他能记住八九成，回来后再请柳如烟帮他整理成文字。
张铁柱带回的东西更实在——几封信的抄本和一本账册的摘录。他通过刑部的老关系，找到了松江知府衙门里的一个书吏，花了几两银子，买到了这些内部材料。那书吏是个老实人，姓周，在衙门里了十几年，一直不得志，对李铭的不满已经积压了很多年，所以愿意帮忙。张铁柱跟他在一个隐蔽的茶馆里见了面，他把材料塞给张铁柱，什么都没说，低着头就走了，生怕被人看到。
沈墨把两份材料并排放在桌上，一页一页地看，越看脸色越凝重，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
赵伯仁在松江府拥有良田六千亩，占了全府耕地的一成还多。六千亩是什么概念？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种十亩地就能勉强糊口。六千亩，够六百个家庭生存。但这些田地，大部分不是赵伯仁花钱买的，而是从农民手里强占来的。他用的手段很简单，但很恶毒——先借钱给农民，利息极高，月息三分，利滚利。农民还不上，就拿田地抵债。还不上债的农民，要么成为他的佃户，交七成租子；要么滚蛋，把田地让出来，自己去讨饭。
有的农民不甘心，去官府告状。但官府跟赵伯仁是一家，告了也白告。有一个叫王老实的农民，因为不肯签字画押，被赵家的家丁打断了双腿，扔在路边，第二天就死了。他的老婆去衙门告状，李铭不但不受理，反而打了她二十板子，说她“诬告朝廷命官”。她被打得皮开肉绽，抬回家没几天也死了。剩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成了孤儿，流落街头，不知道是死是活。没有人敢管，也没有人愿意管。在松江府，赵家就是天，赵家就是法。
除了田地，赵伯仁还开了三家当铺、两家酒楼、一家绸缎庄。这些生意，表面上是他的，实际上背后是赵伯庸在纵。当铺的利息比别家高出一倍，月息五分，借一两银子，一个月就要还一两五钱。如果有人还不上，赵家的打手就会上门，砸东西、、抢东西，把人往死里。酒楼和绸缎庄的货都是从外地低价买进来的，再高价卖出，赚取暴利。他们的货比别人便宜，但质量不比别人差，所以生意很好，垄断了整个松江府的市场。如果有人敢跟他竞争，他就会让官府出面，以各种理由查封对方的店铺——消防不合格、卫生不达标、偷税漏税，什么理由都能找到。在松江府，没有人敢跟赵家做生意，因为做不过，也得罪不起。
更可怕的是，赵伯仁还养着一批打手，号称“赵家护院”，实际上就是他的私人武装。这些人有三四十个，个个身强力壮，会拳脚，有的还带着刀。他们平时在赵府里吃喝玩乐，养得膘肥体壮。一旦有人得罪了赵家，他们就会出动，、砸店、抢东西，无恶不作。松江府的百姓私下里叫他们“赵家狗”，但没有人敢当着他们的面说，因为说了的人，不是被打断了腿，就是被割了舌头，或者直接消失了，连尸首都找不到。
“这个赵伯仁，简直就是松江府的土皇帝。”小九气愤地说，拳头攥得咯咯响，指节发白，“他比秦桧之还坏！秦桧之贪钱，但至少还披着一层官皮，还要脸面，做事还要遮遮掩掩。赵伯仁连脸都不要了！他就是个土匪！是个强盗！是个人犯！”
沈墨没有说话，继续看张铁柱带回来的材料。他的眼睛在纸页上快速移动，一个字都不放过。
松江知府李铭，天祐八年进士，天祐十年任松江知府，至今已五年。他在松江府的风评极差，老百姓背地里叫他“李剥皮”，意思是剥老百姓的皮，连骨头都不剩。他的贪腐手段很简单，但很有效——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他手下的官职，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知县一千两，主事五百两，师爷三百两。给钱的，就能当官；不给钱的，再有能力也不行。他每年从下面收上来的银子，至少有上万两。这些银子，一部分进了他自己的口袋，用来买田置地、养小老婆；一部分送给了赵伯庸，作为“保护费”；一部分用来打点上面的关系，确保自己能够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坐下去。
李铭跟赵伯仁是亲家，李铭的儿子娶了赵伯仁的女儿。两家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打牌，关系亲密得像一家人。逢年过节，李铭都会带着厚礼去赵府拜访，赵伯仁也会回礼。两家人在松江府一明一暗，互相配合，把松江府变成了他们的私人领地。赵伯仁在松江府的违法勾当，李铭不但不管，反而包庇。有几次，赵伯仁的打手打死了人，苦主告到衙门，李铭不但不受理，反而把苦主打了一顿板子，赶了出去，说他们“扰乱公堂”。那些苦主无处申冤，有的跳了河，有的上了吊，有的从此消失在人海中，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沈墨把材料整理好，一份一份地分类，用线装订成册。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些材料，每一页都是老百姓的血泪，每一行都是赵伯仁和李铭的罪行。他要把它们带回去，呈给皇帝，让皇帝看看，他的江南道被这些人祸害成了什么样子。
“小九，张铁柱，你们辛苦了。”沈墨说，声音有些沙哑，“明天我们去苏州。”
“去苏州？”小九愣了一下，脸上的兴奋变成了担忧，“沈郎中，您不是说直接去苏州太危险吗？赵伯庸在苏州，咱们去那里，不是自投罗网吗？”
“现在不一样了。”沈墨说，目光坚定，“我们有材料了。这些材料，虽然还不够直接扳倒赵伯庸，但已经足够让皇帝下旨抓赵伯仁和李铭了。抓了他们，就能撬开他们的嘴，从他们嘴里拿到赵伯庸的罪证。赵伯仁是赵伯庸的亲弟弟，他一定知道很多内幕。李铭是赵伯庸的爪牙，他也一定知道很多秘密。只要他们开口，赵伯庸就跑不了。”
小九和张铁柱对视了一眼，都点了点头。他们知道，沈墨说得对。这是一步险棋，但也是唯一的路。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沈墨就带着人出发了。
从松江府到苏州，大约两百里路，骑马一天能到。但沈墨没有走官道，而是继续走乡间小路。官道虽然好走，但沿途的驿站和关卡太多，容易被赵伯庸的眼线发现。他们一共十二个人，目标太大，走官道等于告诉赵伯庸“我们来了”。乡间小路虽然难走，但人少，不会被注意。
路很难走。前几天下过雨，小路泥泞不堪，马蹄踩进去，都费劲，有时候马蹄陷得太深，马都拔不出来，人要下去帮忙推。有些地方积水很深，没过了马腿，马不敢走，只能绕路。绕路就要多走十几里，浪费时间和体力，有时候绕来绕去，又绕回了原地，要重新找路。但沈墨不着急，他宁愿慢一点，也不想被人发现。他让张铁柱走在最前面探路，自己带着队伍跟在后面，遇到岔路就停下来，等张铁柱回来报告前面的情况再决定往哪边走。
傍晚时分，他们到达了苏州城外。
苏州比扬州更繁华，比松江府更气派。城墙高耸，有五六丈高，站在城墙下仰望，帽子都会掉下来。城门巍峨，城门楼有三层，飞檐翘角，像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城楼上的琉璃瓦在夕阳下闪着金光，远远望去，像是一座金色的宫殿。护城河宽阔，有十几丈宽，河水清澈，倒映着城墙的影子，像一幅水墨画。河上有几座石拱桥，桥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推车的、挑担的、骑马的、坐轿的，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沈墨没有进城，而是让张铁柱带着八个差役在城外的一个小镇上住下，只带了小九和柳如烟进城。三个人都换了便服，扮作商人，穿的是普通的绸袍，戴的是普通的帽子，看起来就像是从外地来做生意的小商人，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客栈在城北的一条小巷子里，叫“悦来客栈”，是一个姓陈的老头开的。客栈不大，只有八间房，但收拾得很净，被褥是新换的，有一股阳光的味道。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很粗，一个人抱不过来，树冠像一把大伞，遮住了半个院子。树下摆着几张竹椅和一张石桌，是客人乘凉聊天的地方。
陈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花白，背微微有些驼，但精神很好，说话声音洪亮。他是个话多的人，看到客人就聊个不停，从天气聊到收成，从收成聊到生意，从生意聊到官府，什么都聊。他的老伴早些年去世了，儿子在杭州做生意，一年才回来一次。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客栈，子过得清闲但也寂寞，所以特别爱跟客人聊天。
“三位客官，从哪儿来啊？”陈老板一边倒茶一边问，茶是粗茶，颜色发黄，但泡得很浓，味道苦涩，带着一股焦香。茶杯是粗瓷的，碗口有缺口，但洗得很净。
“从京城来，做丝绸生意的。”沈墨随口编了个身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的苦涩让他皱了皱眉，但没说什么。
“京城来的？”陈老板眼睛一亮，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像一朵盛开的菊花，“京城好啊，天子脚下。咱们苏州也不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三位客官来得正好，再过几天就是元宵节了，苏州的花灯可是出了名的。到时候满街都是花灯，有兔子灯、荷花灯、鲤鱼灯、走马灯，还有那种能转的灯，上面画着《西厢记》《牡丹亭》的故事，转起来跟活的一样，好看得很！还有猜灯谜的，猜中了有奖品，去年有人猜中了一个，奖了一坛子好酒呢！热闹得很！”
沈墨笑了笑：“那我们可得好好看看。”
“对了，三位客官在苏州有熟人吗？要不要我帮你们介绍几个丝绸商人？”陈老板热情地说，“我认识几个做丝绸生意的，都是老实人，做了几十年了，不会坑人。他们的货好，价格也公道。要是您自己去市场上买，那些店家看您是外地人，肯定要价高。我介绍您去，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会给您便宜些。”
“不用了，我们自己转转就行。”沈墨说，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陈老板，我听说苏州的按察使赵大人很厉害，是不是真的？”
陈老板的脸色变了一下，像是一块石头掉进了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涟漪。他左右看了看，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才压低声音说：“客官，这话可不能乱说。赵大人是咱们苏州最大的官，正三品，管着整个江南道的刑名案件，生大权都在他手里。得罪不起啊。您要是在外面说他的不是，小心被人听到，惹麻烦。”
“我就是随便问问。”沈墨笑着说，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轻松一些，“赵大人的名声，我在京城也听说过。听说他很有本事，把江南道治理得井井有条。”
陈老板的表情有些复杂，欲言又止。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他的手在茶杯上摩挲着，指节发白。最后，他只是叹了口气，那声叹息里有太多的东西，有无奈，有愤怒，有悲哀，也有恐惧。
“客官，您慢慢喝茶，我去给您准备晚饭。”陈老板转身走了，脚步有些蹒跚，背影看起来格外苍老。
沈墨看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陈老板的反应说明，赵伯庸在苏州的名声不好，但没有人敢说。因为说了的人，都已经不在了。不是被关进了大牢，在里面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就是被打断了腿，扔在路边，变成了乞丐；或者直接消失了，连尸首都找不到，就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
第二天，沈墨开始在苏州城里转悠。
苏州比扬州还要繁华。街道宽阔，能并排走四辆马车，路面铺着青石板，被行人和车马磨得光滑发亮，下雨天走在上面要格外小心，不然会滑倒。店铺林立，一家挨着一家，密不透风，招牌从街头挂到街尾，红的、蓝的、黄的、绿的，五颜六色，像是一片彩色的森林。行人如织，摩肩接踵，有穿着绸袍的商人，挺着大肚子，手里拿着算盘，嘴里算着账；有穿着官袍的官员，昂首挺，趾高气扬，身后跟着一群跟班；有穿着粗布衣裳的百姓，低着头，匆匆走过，不敢多看；有穿着花枝招展的女人，浓妆艳抹，香气扑鼻，站在胭脂铺门口招揽客人；还有金发碧眼的胡商，穿着奇装异服，说着听不懂的话，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卖绸缎的店铺里，各色绸缎挂在架子上，红的、绿的、蓝的、紫的，在阳光下闪着光，像是一片五彩的云霞。店里的伙计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吆喝：“上好的绸缎！杭州产的！苏州织的！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卖茶叶的店铺里，各种茶叶装在锡罐里，龙井、碧螺春、铁观音、普洱，香气扑鼻，隔着几条街都能闻到。店里的茶师傅坐在门口，用小火炉烧水泡茶，给过往的行人品尝。卖瓷器的店铺里，青花瓷、粉彩瓷、斗彩瓷、五彩瓷，琳琅满目，摆满了货架，让人眼花缭乱。店里的瓷器都是从景德镇运来的，件件都是精品，价格不菲。卖珠宝的店铺里，金银首饰、翡翠玉石、珍珠玛瑙，璀璨夺目，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店里的伙计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捧着首饰给客人看，生怕磕了碰了。
街头巷尾，到处是茶馆、酒楼、戏园子。茶馆里，说书人拍着醒木，讲着《列国志》《楚汉演义》的故事，讲到精彩处，听众们拍手叫好，茶钱像雨点一样扔上去。说书人是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声音洪亮，表情丰富，一个人能模仿几十个人的声音，学男学女，学老学少，惟妙惟肖。酒楼里，猜拳声、笑骂声、唱歌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跑堂的伙计端着菜盘在桌椅间穿梭，嘴里喊着“让一让，热菜来了”，身手矫健得像杂技演员。戏园子里，锣鼓喧天，演员们在台上唱念做打，台下观众叫好连连。戏园子门口贴着大红的海报，写着今天演出的剧目——《长生殿》《桃花扇》《窦娥冤》，都是老百姓爱看的戏。
但沈墨注意到，这繁华的背后，藏着深深的贫穷。在那些高大的店铺后面，是破旧的民居，墙壁上的泥巴一块一块地往下掉，露出里面的竹篾和稻草，像是一具具骷髅。屋顶上的茅草被风吹得七零八落，露出黑漆漆的房梁，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窗户上没有纸，用破布堵着，风一吹，破布就哗啦哗啦地响，像是在哭。在那些光鲜的富人身边，是衣衫褴褛的乞丐，蹲在墙角，伸着手，眼睛里没有希望，只有麻木。他们的衣服破得不能再破了，补丁摞补丁，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他们的脸脏兮兮的，头发乱糟糟的，身上散发着一股酸臭味。在那些欢快的笑声下面，是无声的哭泣，是无数被压迫、被剥削、被遗忘的百姓的眼泪。
他走到一座高大的衙门前面，停下来。
衙门坐北朝南，占地极广，从东到西少说有上百丈。围墙是青砖砌的，有一丈多高，墙上刷着白灰，白得刺眼，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让人不敢直视。门口挂着一块匾额，写着“按察使司”四个大字，笔力遒劲，铁画银钩，据说是当朝书法大家亲笔所题。匾额是用整块楠木雕成的，外面刷着金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匾额下面，是朱漆大门，门上钉着铜钉，一排一排，整整齐齐，每颗铜钉都有拳头那么大。门口站着四个差役，穿着崭新的皂衣，腰悬朴刀，威风凛凛，目不斜视。他们的站姿笔直，像四柱子，一动不动，只有眼睛在转动，警惕地看着每一个进出的人。
这就是赵伯庸的衙门。
沈墨站在对面的一家茶馆里，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壶碧螺春，慢慢喝着。碧螺春是苏州的名茶，产于太湖洞庭山，茶叶卷曲如螺，色泽碧绿，香气清雅，入口甘甜。但沈墨喝不出什么滋味，他的心思全在那座衙门上。透过窗户的薄纸，他看着那座衙门，像一个猎人在观察猎物的踪迹，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有官员，穿着各色官袍，红的、蓝的、青的，坐着轿子来的。轿子有四人抬的，有八人抬的，轿夫的号子声此起彼伏。轿子停在门口，轿夫们弯着腰，掀开轿帘，官员们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头都不回，像是回自己的家一样随意。有商人，穿着绸袍，骑着马来的，马是高头大马，鞍辔华丽，马铃叮当响。马拴在门口的石桩上，石桩一排有十几个，全都拴满了马。商人们点头哈腰地走进去，手里拿着礼盒，脸上堆着笑，像是一群摇尾巴的狗。有百姓，穿着粗布衣裳，走着来的，有的还背着东西，在门口被差役拦住，盘问半天才放进去。有的百姓被拦在外面，怎么求都进不去，只能跪在门口磕头，额头磕在石板上，磕出了血。
沈墨看了一个上午，记下了很多细节。谁来了，谁走了，谁进去了多久，谁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好，谁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东西。他把这些信息一一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几页。他的字写得很小，但很清楚，每一笔都写得很认真。
下午，他去了赵伯庸的府邸。
赵伯庸的府邸在城东的桃花坞，是苏州最贵的地方，地价是别处的十倍。这里是达官贵人的聚居区，住的不是高官就是巨富，寻常百姓本进不来。街道宽阔整洁，能并排走六辆马车，路面铺着青石板，一尘不染。两旁种着桃树和柳树，虽然是冬天，树枝光秃秃的，但可以想象春天的时候，桃花盛开，柳絮飞舞，该是多么美丽的景象。每隔几十步就有一个石凳，供行人休息。路两边还有石灯笼，晚上会点灯，把整条街照得像白昼一样。
赵府占地几十亩，比他在京城见过的任何宅子都要气派。围墙是青砖砌的，有一丈五尺高，比衙门的围墙还高五尺，站在墙下仰望，帽子都会掉下来。墙头上铺着琉璃瓦，黄色的，在阳光下闪着光，远远望去，像是一条金色的龙。红墙绿瓦，雕梁画栋，飞檐翘角，每一处细节都精雕细琢，像是一座缩小了的皇宫。门口蹲着两尊石狮子，比衙门门口的还大，有一人多高，张牙舞爪，威风凛凛，眼睛瞪得像铜铃，看着每一个从门前走过的人。门口站着八个家丁，穿着崭新的绸袍，腰间别着刀，一个个虎背熊腰，目光如炬，站在那里像八柱子。
沈墨在对面的一棵大树下站了一会儿，远远地看着那座府邸。他能听到里面传出来的笑声和丝竹声，悠扬的乐曲在空气中飘荡，夹杂着男人的大笑和女人的娇嗔。那笑声很大，很放肆，像是在炫耀什么。赵伯庸正在宴客，而且客人不少，从笑声的数量来判断，至少有十几个人。
“沈墨，你看那边。”柳如烟拉了拉他的袖子，声音很轻，但带着一丝紧张。她的手指向府邸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那里有一个后门，平时不怎么开，门上长满了青苔，像是很久没用过了。
沈墨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到几个人从后门出来，抬着几个大箱子，装上了一辆马车。箱子是红木的，很大，有一人长，半人高，很沉，抬箱子的伙计累得满头大汗，额头上青筋暴起，脚步踉跄，走几步就要歇一下。箱子上面还贴着封条，封条上写着“赵府”两个字，盖着红色的印章，印章很大，有巴掌那么大。一共有五个箱子，装了满满一马车。马车是黑色的，很豪华，车厢上刻着金色的花纹，拉车的马是两匹白色的骏马，毛色油亮，一看就是上等的良驹。
“那是什么？”沈墨问，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些箱子，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上面。
“不知道。”柳如烟摇了摇头，“但看起来像是金银珠宝。箱子的分量很重，抬的人很吃力。而且那些箱子上的封条，说明是赵府的东西，不是外面的。赵伯庸在转移财产？”
沈墨的心跳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赵伯庸在转移财产？他知道有人要查他了？还是只是例行公事地把东西运到别处去？如果是转移财产，那就说明他已经得到了风声，知道朝廷要动他了。如果是这样，他可能会跑路，可能会销毁证据，可能会狗急跳墙。不管是哪一种，都不是好事。
他让小九跟上去，看看那辆马车去了哪里。小九身手好，跑得快，腿脚利索，最适合这种跟踪的活儿。小九点了点头，猫着腰，像一只猫一样，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他的脚步很轻，踩在地上几乎没有声音，很快消失在巷子里。
沈墨和柳如烟站在原地等着。时间过得很慢，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长。沈墨的心一直悬着，担心小九被人发现，担心那辆马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担心箱子里的东西被转移走了就再也找不到了。
一个多时辰后，小九回来了。他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脸涨得通红，但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像是一只逮到了猎物的猎犬。
“沈郎中，那辆马车去了城外的码头。”小九一边喘气一边说，双手撑在膝盖上，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呼吸，“码头在城西，离这里大约七八里路。他们把箱子装上了一艘船。船很大，有三层，看起来像是跑长途的，船上挂着‘周记’的旗子。”
“船主呢？你见到船主了吗？”沈墨问，声音有些急促。
“见到了。我假装是送货的，跟船主聊了几句。”小九说，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船主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姓周，说话带着京城口音。我打听了一下，那艘船是去京城的，明天一早开船。船主说，箱子里的东西是赵老爷送给京城一位贵人的年礼，收货人是一个叫‘周记钱庄’的地方。他还说，这些东西很贵重，让我小心搬运，磕了碰了赔不起。”
年礼？沈墨冷笑了一声，那笑容里满是讽刺和愤怒。什么年礼需要用这么大的箱子装？什么年礼需要这么沉？什么年礼要半夜三更从后门偷偷运出去？那里面装的，不是银子，就是金子，或者是珠宝玉器。说是“年礼”，其实就是贿赂。赵伯庸在京城有同党，而且这个同党的势力不小，能让赵伯庸送这么多东西。
运到京城去。沈墨的眉头皱了起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拧住了。赵伯庸在京城有同党？还是他在转移财产，准备跑路？周记钱庄，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京城里的钱庄他都知道，最大的几家是恒丰、源丰、福源，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周记”。这说明这个周记钱庄要么是家小钱庄，不为人知；要么是家，专门给权贵洗钱。
“周记钱庄的老板是谁？查得到吗？”沈墨问。
小九摇了摇头：“船主不肯说。他说那是老板的事，他一个跑船的不知道。我问了码头上的其他人，也没人知道。这个周记钱庄很神秘，从来不在市面上露面，只在码头有一个仓库，专门收货发货。”
沈墨沉默了几息，在脑海里把这条线索记了下来。周记钱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如果能查到周记钱庄的老板是谁，就能知道赵伯庸在京城的关系网。
“小九，你辛苦了。”沈墨拍了拍小九的肩膀，“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事。”
小九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沈墨站在原地，看着远处赵府的灯火，心里翻涌着无数的念头，像是一锅煮沸了的粥。赵伯庸在转移财产，说明他已经有了防备。他必须加快速度，抢在赵伯庸销毁证据、跑路之前，拿到足够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