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兴坐在宿舍书桌前，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期末论文看了四十分钟，一个字都没写出来。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件事——十二月初八，槐树坳，孟庆生手里那本笔记和那封信。吴大勇说得对，孟庆生如果要找我，他有太多更直接的方式。他知道我家的地址，知道我爹的电话，知道我在哪个大学读书。但他偏偏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用了一个注册信息全是空号的微信小号，发完消息就注销账号。这不像是邀请，更像是某种测试，看我敢不敢去。
我把铜镜从抽屉里翻出来，拆开包着的红布。镜面上那道裂纹还在老位置，灯光下泛着暗黄色的光泽。镜子背面铸着的凤凰图案摸上去冰凉的，没有任何异常温度。但它似乎比暑假那会儿更重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翻到镜面照了一下自己的脸——两个多月过去，眼底的阴影淡了些，但眉心上被苏幽璃指尖点过的地方，仔细看还能找到一小块比周围皮肤颜色略浅的印子，像是一个永远褪不净的指痕。
我把铜镜重新包好，塞进了背包最里层，和充电宝、手电筒、备用电池放在一起。然后给我爹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没听见，最后一声嘟声结束前终于接通了。“佳兴？这么晚打电话，出啥事了？”我爹的声音带着刚被吵醒的沙哑，背景音里还有电视机没关的沙沙声。我把孟庆生的事跟他说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像刚才那么迷糊了：“十二月初八，我跟你一起去。”
“爹，你店里——”
“店里让你吴叔帮忙看两天。”他打断了我，语气是不容商量的那种硬，“上次让你一个人进老宅，我在外面被一堵看不见的墙挡着进不去，那是爹这辈子最窝囊的时刻。这次不管槐树坳有什么东西，我得站在你旁边。”
我没有推辞。不是因为不担心他的安全，而是因为我知道他说得出就做得到。就算我偷偷一个人去了，他也会开着他那辆破皮卡追过来。
接下来的十几天过得格外诡异。白天的课堂、作业、食堂、室友的科打诨，一切都正常得像是暑假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每到夜里，某种细微的异常就会准时出现。比如宿舍走廊尽头的声控灯，以前有人走过才会亮，现在每次我半夜上厕所，走到离那盏灯还有四五步远的时候它就自己亮了。再比如图书馆三楼阅览室靠窗那一排座位，以前是我最喜欢的位置，现在每次坐下去都能闻到一股极淡的桂花香，若有若无地飘过来，然后我右手腕那圈已经褪到几乎看不见的指印就会开始隐隐发酸。
有天晚上我从图书馆回宿舍，路过化学楼后面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手腕上的酸胀感突然变得剧烈起来，不是刺痛，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轻轻握住又松开、握住又松开的节奏感。我停下脚步看着那棵树，树下空空荡荡的，只有北风吹着枯枝在路灯下晃。但我能感觉到有一股视线正从树后面落在我身上，安安静静的，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安静地注视着。我站了一会儿，那股视线慢慢地消散了，手腕上的酸胀也消退了。
我越来越确定了。暑假那七天在我身上打开的东西，不是能用纱布和碘伏包扎好的伤口。它是一道门，而那道门从来没有真正关上过。
十二月初八那天是周六，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王磊在上铺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周末起这么早你疯了”，然后又把被子蒙过了头。我把背包检查了一遍——铜镜、手电筒、备用电池、打火机、一包压缩饼、一瓶水，外套内侧口袋里塞了那把吴大勇还给我的断魂剪刀。剪刀包在一块灰色旧布里，刃口上的暗红痕迹还在，但颜色已经变成了铁锈般的深褐。
我爹的皮卡凌晨五点半就到了校门口。他坐在驾驶室里抽烟，车窗开着一条缝，冷风裹着烟味灌进来。看见我背着包走出来，他把烟掐了，从副驾驶座上拿起一个保温袋递给我：“饺子，上车前趁热吃。”韭菜猪肉馅的，还是他凌晨三点起来包的。我坐在副驾驶上吃饺子，他发动车子，暖风还没上来，车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花。
从省城到青石镇开了将近三个小时，到了镇上我们没有停，直接沿着导航上那条细细的灰线继续往东开。过了青石镇之后路越来越窄，从柏油路变成水泥路，从水泥路变成碎石路，最后成了一条被枯草半掩着的土路。路两边全是玉米地，十二月的地里早没了玉米，只剩下枯的秆子在寒风里瑟瑟地抖。天空是铅灰色的，低得像是要压到地面上来，偶尔有几只乌鸦从电线上飞起来，扑棱棱地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
导航显示前方一公里就是槐树坳的时候，我看见那棵树了。和孟庆生说的一模一样——一棵比苏家老宅门口那几棵还要粗上三圈的枯槐树，孤零零地杵在村口的路边上。树的直径粗得两个人合抱都抱不住，树皮全部脱落了，露出灰白色的木质纹理，在阴天的光线下像是一巨大的骨头戳在地面上。树冠上的枝丫全部枯死了，虬曲盘绕地伸向天空，猛一看像是一只攥紧了的巨手五指张开倒在地上。树从泥土里隆起来，撑裂了周围的水泥路面，裂缝里长满了暗绿色的苔藓。
槐树坳这个村子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拢共也就二三十户人家，房子稀稀拉拉地散在一条涸的河沟两边。大部分房子是老的砖瓦房，墙面上爬满了枯死的藤蔓，窗户黑洞洞的，不像是有人常住的样子。村子安静得不正常，连狗叫声都没有。这比纯粹的荒凉更让人不舒服，像是所有的活物都默契地避开了这个地方。
孟庆生站在村口那棵枯槐树底下等我们。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比上次见的时候又白了一些，整个人在阴天的光线里像是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那双淡褐色的眼睛还是老样子，透明得像两块被水泡久了的琥珀，看人的时候目光落在你身后某个位置，而不是脸上。他看见我从皮卡上下来，没有寒暄，没有握手，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去朝村里走。
“跟上。”他说，“要给你们看的东西不在外面，在我家的老屋里。”
他家的老屋在村子最深处，是一栋和周围房子差不多年代的老砖瓦房，但保养得比别的房子好一些。门是虚掩着的，他推开门的动作很轻，像是怕惊动屋里什么不该惊动的东西。堂屋里光线昏暗，靠墙摆着一张老式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一本泛黄的线装笔记本，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有封口，开口处能看到里面厚厚一沓信纸。
孟庆生走到八仙桌旁边坐下，指了指对面的两张条凳让我和我爹坐。他把煤油灯点着，昏黄的光晕在桌面上铺开来，把那本笔记和信封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先把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是孟秀芝留给你的信。她说如果有一天你破了小姐的契，活着走出了老宅，就把这封信交给你。我没有提前拆开，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他的声音很平很稳，像是在念一份和他无关的文件。但他放在桌面上那只右手，手指一直在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快慢不一致，时快时慢，偶尔停住，然后又重新开始。
我拿起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很薄，折痕已经磨出了毛边，是那种放了很久很久的老式信笺，上面用毛笔竖排写满了小楷。字迹是我已经熟悉的那种娟秀工整的字体，和墙上那些红字、红纸礼单上的字一模一样，是孟秀芝的笔迹。不是苏幽璃的，从始至终一直是孟秀芝在替她写。
“刘佳兴。”信的开头直呼了我的名字，没有用“姑爷”，没有任何称呼上的铺垫，“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小姐应该已经走了。我不知道她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是怨的还是释然的，是哭着还是笑着。我守了她六十年，但她走的时候我不能在场。孟家的规矩——小姐走的时候，孟家的人不能看，不能送，不能哭。我只能在老宅外面跪着，等她走了才能进去收拾。”
“你一定很好奇，小姐为什么从棺材被挖出来那一刻就缠上了你爹。你会以为那只是巧合——你爹恰好姓刘，恰好撬了她的棺材，恰好拿了她的锦囊。可你真的觉得这世上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你爹不是恰好撬了她的棺材，是有人让他去的。苏家老宅的翻修工程不是苏家后人主动找上门的。苏家最后一个活着的族人已经在四十年前死在了外地，连祖坟都没人扫。那么是谁联系你爹去翻修老宅的？是我。是我托人以苏家后人的名义找到你爹，出钱请他去翻修一座本不需要翻修的老宅。我知道你爹是包工头，我知道他缺钱，我知道他一定会接这个活儿。甚至连那口棺材埋在后院哪个位置，我都提前探好了——就在他翻修时必须挖开的排水管道正下方。”
我捏着信纸的手指开始发抖。孟婆子托人请我爹去翻修老宅。棺材的位置是她提前探好的。我爹从头到尾都不是“恰好”撬了那口棺材，他是被人一步一步引到棺材面前的。她是故意的。
“你一定想问为什么。”信上的笔迹在这里变得潦草了一些，像是写信的人在停笔犹豫了很久之后才下定决心继续写，“孟家替苏家守宅三代人，等的就是这一天。高僧一百年前封棺时说过，小姐的执念百年之后会在中元节前后冲破封印，届时必须有人持铜镜破契。可他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一句只有孟家知道的话——破契的人必须是阴年阴月出生的男子，姓刘，阳气旺盛能扛住七天。如果破契的人不是阴年阴月出生，铜镜照在小姐脸上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反而会把持镜人一起拖进契中。所有的条件都只有你符合——你爹姓刘，你也姓刘；你生于壬午年九月初三卯时，壬午年在五行里属杨柳木，九月初三恰好是阴月阴。这一年这个子出生的人，方圆三百里只有你一个。”
“我从三十年前就开始等。等了三十年才找到你爹，找到你。我没有别的办法。小姐等得太久了，再不破契她就会彻底消散。一个执念如果等得太久又永远得不到回应，最后不是变成厉鬼害人，就是自己把自己熬没。小姐不害人。可她也不该就这么没了。”
读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在祠堂里苏幽璃消失之前的样子——那双恢复人色的眼睛里滚落的泪珠，她说“我想起来了”时的那个笑容。她不害人，从头到尾她没有过任何人。那个盐商儿子死在劫匪手里，丫鬟菊儿是被镜中反噬执念拉下井的，而我爹、我、吴大勇，我们所有人都活着。她等了一百年，等的不过是一句“你不是我的新娘子”，等的是有人告诉她——你该走了。
“槐树坳这个地方，小姐生前不止一次来过。”信纸翻到了下一页，“确切地说，不是她自己要来的，是苏家带她来的。小姐从十岁以后每年夏天都会被送到这里住一个月，住在苏家在槐树坳的别院里。别的孩子来这里是因为乡下凉快避暑，小姐来是因为别院后面有一座祠堂，是苏家旁支的一个分支祠堂。里面供的不是祖宗牌位，是一幅画。画上的东西跟小姐有关。”
信到这里戛然而止。不是写完了，而是后面被人撕掉了。撕口很整齐，是用刀或者剪刀沿着折痕裁掉的。信的最后一行字只剩下上半截——“如果你想知道画的事，去找别院里那面——”后面的字全没了。
我把信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的。信封里也没有别的碎片。我抬头看着孟庆生，把他的眼神和他妈留给我的信叠在了一起。他面无表情地坐在我对面，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切割出明暗分明的棱角。那双淡褐色的眼睛在火光里几乎变成了透明的金色，像是两块被加热了的琥珀。
“信后面的部分是你撕的。”我把信纸拍在桌上，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冷，“撕口的纸还新，不是老纸。”
孟庆生没有否认。他把手从桌面上收回去，交叠放在膝盖上，靠回了椅背里。煤油灯的光被他身体遮住了一半，他半边脸隐在暗处，半边脸被光照着，表情泾渭分明——半边平静如水，半边紧紧绷着。
“是我撕的。”他说，语气不咸不淡，“我妈那封信后面写了一个地址，是别院里那面墙的位置。但那个地方你不能直接去。你去了就是送命。”
“为什么？”
他把那本泛黄的线装笔记推到煤油灯正下方，翻到夹着枯桂花瓣的那一页，转过来对着我，用手指点着上面一行工整的小楷。我低头读完了那行字，后背的汗毛在一瞬间全部竖了起来。
“小姐十岁入槐树坳别院，见祠堂悬画。画中女子着嫁衣，面容与小姐无异。小姐问此画何人，族老讳莫如深。是夜小姐初发梦魇，对镜言笑，若与镜中人对谈。此后每年入坳，症状愈深。至十八岁，画中女子嫁衣已成，小姐即逢人说亲。高僧诊之，曰：画中物已入魂三分，非外力可驱。唯以冥婚对冲，方能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