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周六去“更高”，其他时间在教室发呆。文化课的课本越来越厚，我的涂鸦也越来越多。数学书上画满了函数小人，语文书上全是古人的二次创作，英语书上的对话气泡里住着另一个次元的居民。
我的成绩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差。还是那个四十三名，稳稳地卡在“专科直通区”的中间，不上不下，不痛不痒。
刘老师没有再找我谈话。她大概已经把我归类为“那个学美术的”，默认我走的是另一条路，不用在文化课上多费口舌。
我不在意。
因为周六快到了。
开学第五周，画室里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气氛。
不是味，不是竞争感，而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这群人开始认识彼此了”的感觉。
最早打破沉默的是傻杰。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高叔让大家画一组静物——一个苹果、一个陶罐、一块深蓝色的衬布。陶罐是那种老式的土陶罐，表面粗糙，有一道裂缝从罐口延伸到罐身，像一道伤疤。
画了大概四十分钟，教室里很安静，只有铅笔的沙沙声。突然，傻杰开口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铅笔叫铅笔吗？”
没人理他。
“因为它是铅做的呗。”
还是没人理他。
“那橡皮是不是应该叫橡橡皮？”
坐在他前面的啊薯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表情像是在看一个外星人。
“你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啊薯说。
“你才知道？”傻杰笑了，“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啊薯没再理他，转回去继续画。但过了大概十秒钟，他突然又转过头来。
“橡皮应该叫橡橡皮，那尺子是不是应该叫尺尺？”
傻杰愣了一下，然后笑得趴在了画板上。
“我，你比我有才。”
我也笑了。然后大头泳笑了，包子抿着嘴笑了，连啊仲都从角落里发出了一声很轻的笑。
那之后，画室里的话就多了起来。
一开始是课间聊几句，后来变成边画边聊，再后来变成高叔在讲台上喊“不要说话，专心画画”，安静三分钟，然后又开始嗡嗡嗡地说话。
高叔后来放弃了。
他说：“你们画画的时候嘴不停，画出来的东西也是碎的。什么时候把嘴闭上，手才能稳。”
但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是往上扬的。
他不是真的生气。
高一那一年，我和傻杰的关系，就是“画室同学”。
我们在周六见面，一起坐大巴去“更高”，坐在一起画画，课间分一包辣条，聊几句有的没的，然后各自回各自的班。在学校里偶尔碰到，会打个招呼，但不会专门去找对方。
他有他的朋友圈，我有我的。他在7班，我在3班，中间隔了四间教室、一条走廊、一个楼梯间。不远，但也不近。
傻杰那时候跟啊薯玩得比较多。他们俩不知道怎么就熟起来了，可能是因为都坐在前排，也可能是因为傻杰踩了啊薯的脚那一次——啊薯没生气，傻杰觉得这个人有意思，就开始缠着他说话。啊薯一开始嫌他烦，后来习惯了，再后来两个人就成了一条裤子的关系。
啊薯是那种看着很懒散的人，上课睡觉，作业不交，画画也是能少一笔就少一笔。但他脑子好使，学什么都快。高叔讲过的东西，别人要练两周，他练一周就能上手，甚至比练了两周的人画得还好。高叔说他“天赋高”，他听了也不当回事，继续懒懒散散地画。
傻杰跟啊薯在一起的时候，话更多了。两个人像说相声一样，一个逗一个捧，能把整个画室的人逗笑。我坐在他们后面，听着他们胡说八道，有时候一句嘴，接一个梗，但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旁观者。
那时候我没想到，这个人后来会成为我最好的兄弟。
那是高三的事了。
包子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还有点紧张。
不是因为她是女生。是因为她画画太好了，好到我不敢跟她说话。
包子是画室里最安静的人之一。她不怎么说话，但她的眼睛一直在动——不是东张西望，是在看。看高叔的范画，看别人的作业，看窗外的树，看自己面前的静物。她的眼睛像是装了马达，永远在运转。
她的名字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她让我们叫她“包子”，说“我名字里有个‘子’字，加上包就行了，别多想”。没人多想。包子这个名字简单好记，大家就这么叫了。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她的画板上永远夹着一张正在进行的画，旁边放着一本翻旧的速写本，塞得鼓鼓囊囊的，像装了一整个学期的作业。
有一次课间，我偷偷瞄了一眼她的画。
不是“瞄”，是“盯”。
因为我没见过有人那样画衬布。大多数人画衬布，就是画一些褶皱，几条线，几个面，差不多就行了。包子不一样。她在画衬布的“质感”——那种粗布的、垂下来的、有一点点反光的感觉。她的线条不是排出来的，是“织”出来的，一一，像在布上绣花。
“你看够了吗？”包子头也没抬。
我赶紧把目光收回来。
“不好意思。”
“没事。但你那张画的透视又歪了。”
我看了看自己的画。陶罐的底部往左歪了，像个喝醉了的人。
“你怎么知道透视歪了？”
“你看你罐口和罐底的中轴线。罐口的中轴线在这里，罐底的中轴线在这里，两条线不重合，罐子就歪了。”
她说完，继续画她的衬布。
我盯着自己的画看了十秒钟，然后拿起橡皮开始擦。
“别擦。”包子说。
“为什么？”
“你每次画歪了就擦，擦了重新画，还是歪的。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歪的画完，看看它到底歪在哪里？”
我想了想，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于是我没擦，继续画那个歪罐子。
画完之后，我把两张画放在一起——一张是擦了重画的，一张是歪着画完的。歪着画完的那张虽然歪，但整体是统一的。擦了重画的那张反而别扭，因为每一次擦掉重画，画面就会失去一些东西，不是失去线条，是失去“气”。
这种东西我说不清楚，但包子说得清楚。
“画画不是画对的东西，”她说，“是画你看到的东西。你看到的罐子是歪的，你就画歪的。你非要把罐子画正，画出来的就不是你看到的那个罐子了。”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后来我跟傻杰说起这件事，傻杰说：“包子就是那种人——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但其实什么都知道。”
我想了想，觉得傻杰说得对。
高一下学期，画室里的人开始慢慢分出小圈子。
大头泳是一个圈子——他身边聚了几个对设计感兴趣的人，课间不画画的时候就在讨论什么“构成”“色彩关系”，我听不太懂，但觉得他们聊的东西很高级。
啊仲是一个人的圈子——他不需要别人。他永远在画画，画到所有人都走了，画室只剩他一个人，他还在画。高叔有时候会陪他，两个人不说话，各画各的。啊仲画素描，高叔画水彩。画室里只有铅笔和画笔的声音。
肥凯也是一个人的圈子——但他不是不需要别人，是没时间需要别人。他永远在赶进度，画完一张画一张，画完一张画一张，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他不多话，也不主动跟人聊天，但你问他问题，他会很认真地回答，回答完了立刻转回去继续画。
包子是一个人的圈子——但她跟啊仲和肥凯不一样。她是自己选择一个人的。她不排斥跟人说话，但她更愿意花时间看东西。她看的不是画，是生活。食堂里打饭的人，场上跑步的人，走廊上吵架的人，教室里睡觉的人。她的速写本里全是这些东西。她的速写本是她跟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
小黑和啊真是一对。他们俩是初中同学，一起来的美术班。小黑话多一些，啊真话少一些。小黑画色彩的时候啊真会在旁边看，啊真画素描的时候小黑会在旁边递橡皮。两个人像连体婴儿一样，走哪都在一起。
啊波是社交型选手。他跟谁都聊得来，画室里没有他不认识的人。他口才好，说话有意思，大家都很喜欢他。他画画不是最好的，但他组织能力很强。有一次高叔不在，画室里的取暖器坏了，啊波打电话找人修，联系高叔，安排大家临时换到隔壁教室，五分钟把所有事安排得明明白白。那时候我就觉得，啊波以后不管什么都不会差。
啊江是那种不用说话就能吸引注意的人。他长得帅，站在哪里哪里就亮堂。但他不装，性格也好，跟谁都能玩到一起。画室里的女生喜欢偷偷看他，他自己好像不知道，也可能知道但不当回事。他画画一般，但他的手很稳，画线条的时候有一种天生的流畅感。高叔说他的手是“天生的设计师的手”。啊江听了之后开始认真画画了，不是为了考大学，是因为高叔说了这句话。
啊炮是最后加入我们这群人的。他画画不算好，但很努力。他的努力跟肥凯不一样，肥凯是拼命画，啊炮是拼命想画好但总是差一点。他的形总是不准，透视总是不对，颜色总是调不好。但他从来不放弃，画坏了重新画，再画坏了再重新画。高叔说他“方向感不是那么好”，但他也说，“啊炮是画室里最不怕失败的人”。
至于我和傻杰——
我们真正变成兄弟，是高三的事。
高一和高二那两年，我们就是普通的画室同学。周六见面，坐在一起画画，下课一起吃麻辣烫，偶尔在QQ上聊几句。他说他喜欢的女生，我说我最近画的画。不算特别亲近，但也不疏远。他身边有啊薯，我身边有……其实我身边也没什么人。
那时候我没想到，这个人后来会成为我最好的兄弟。
十一月的一个周六，下雨了。
雨不大，但一直下，从早上开始就没停过。窗外的梧桐树叶被雨打得噼里啪啦响，画室的玻璃窗上全是水珠，外面的世界变得模模糊糊的。
高叔说：“今天不画静物了，画窗外。”
“画什么？”有人问。
“画那棵树。画雨。画你们看到的东西。”
我坐在窗边，正好面对那棵梧桐树。树的颜色在雨中变得更深了，树叶被雨打湿后垂下来，叶尖滴着水珠。地上全是落叶，被雨水浸透了，贴着湿漉漉的水泥地。
我拿起铅笔，开始画。
画了一个小时，高叔过来看了一眼。
“你在画树。”
“嗯。”
“但你画的是死树。”
我没听懂。
“你的树没有在雨中。它只是一棵树，跟雨没有关系。”高叔指着窗外，“你看雨是怎么落下来的，不是一条一条的直线，是一阵一阵的，被风吹着斜着下来的。树在雨里会动，叶子会抖，风一吹，整个树冠都在晃。你画的是这棵树的样子，不是它在雨中的状态。”
他拿起我的笔，在纸上加了几笔。不是画叶子，是画雨的方向。几斜线，加上去之后，整张画突然就有了风。
“看到区别了吗？”
我点了点头。
“画东西不是画它的样子，是画它跟周围的关系。”高叔把笔还给我，“一棵树在阳光下跟在雨里是不同的。不是因为树变了，是因为树和光、和风、和雨的关系变了。你要画的是这个关系。”
他把“关系”两个字说得很重。
我盯着那张画看了很久。
高叔走后，傻杰凑过来。
“他说啥？”
“他说我画的树是死的。”
“他说的挺对的。”
“你闭嘴。”
“你看我画的。”傻杰把他的画板转过来给我看。他画了一个火柴人站在雨里，撑着一把伞。伞是歪的，因为被风吹歪了。火柴人的表情是崩溃的，嘴巴张得很大，像是在喊“我不想画画”。
“你这是画。”
“画。”
“你永远在画火柴人。”
“这是我的风格。”
我笑了。
但他说得对。我画的树是死的，他画的火柴人是活的。不是因为他的技巧比我好，是因为他的火柴人在“经历”那场雨，而我的树只是“站在”那场雨里。
这是我从高叔那里学到的第一课。
十二月的最后一个周六，高叔给大家放了一部电影。
不是艺术片，不是教学片。是一部本动画，讲的是一个普通女孩从小画画，最后考上美术大学的故事。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女孩在画室里画到深夜，画着画着趴在画板上睡着了，铅笔从手里滑落，在纸上画了一道长长的线。
那个镜头出现的时候，画室里很安静。
我看到啊仲在擦眼睛。他以为没人看到，但我看到了。
肥凯也在擦眼睛。他不是那种会哭的人，但他的眼眶红红的。
包子没有哭，但她把速写本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我偷偷看了一眼，她写的是：“我也是。”
电影结束后，高叔站在前面，说了一段话。
“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因为你们有天赋，不是因为你们家里有钱，是因为你们选择了这条路。选择了，就要走下去。不管结果怎么样，走到最后，你们会感谢今天的自己。”
他没有说得很大声。甚至有点随意，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那天晚上我回宿舍之后，把这段话记在了速写本的最后一页。
我不是怕忘记。
是因为我觉得，这段话以后会有用。
期末考前一周，画室停了课。
高叔说：“文化课比美术重要。考不上大学，画得再好也没用。”
那两周我没有去“更高”。每天在教室里上课，晚上在宿舍复习。我的文化课还是那样，不差也不好，四十三名，稳稳地卡在那里。
但我想画画。
我想画那棵梧桐树。想画那个歪罐子。想画包子的衬布。想画傻杰的火柴人。
我想回“更高”。
放假前一天，我去了一趟画室。
没有人。画架都收起来了，墙上的作业也取下来了。只剩那棵梧桐树还在窗外，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只剩下灰褐色的枝，像一幅铅笔画。
我在画室里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走到角落里，在墙上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
“这里画过我们最好的样子。”
写完之后我看了看，觉得字写得不好看，想擦掉。
但我没擦。
我走了。
回到家的时候，四姐正在厨房里做饭。
大哥还没回来，二姐回婆家了，三姐在厂里加班，二哥也没回来。家里只有爸妈、四姐，还有两个弟一个妹。
“回来啦？”四姐从厨房里探出头，“画室怎么样？”
“还行。”
“就还行？”
“挺好的。”
四姐笑了一下。“你每次说‘挺好的’的时候，就是真的挺好的。”
我在灶台边坐下，看她炒菜。锅里的油滋滋地响，葱花炸出香味，整个厨房都暖烘烘的。
“姐。”
“嗯？”
“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过年吧。今年工地忙，可能要年二十九才能回来。”
“三姐呢？”
“年三十。”
我沉默了一会儿。
“大姐过年回来吗？”
四姐的铲子停了一下。
“大姐今年不回来了。”
“为什么？”
“她……身体不太舒服，在家养着呢。”
“什么病？”
“没什么大毛病，就是累了。休息休息就好。”
我没有再问。
四姐把菜盛出来，放在灶台上。她背对着我，肩膀看起来有点僵。
“姐。”
“嗯。”
“学美术的事，谢谢你。”
四姐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谢什么？”
“谢谢你跟大哥他们一起供我学。”
四姐拿着锅铲，站在灶台前，愣了两秒。
然后她笑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肉麻了？”
“没有肉麻，就是想说。”
“行了行了，吃饭。”四姐把菜端到桌上，“你要是真想谢我们，就好好画，考上大学。”
“嗯。”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
“会的。”
窗外的天快黑了。远处有人家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年的味道。
这是高一上学期最后一个晚上。
我坐在家里，吃着四姐做的饭，想着“更高”那间画室，想着那群人。
傻杰、大头泳、包子、啊仲、肥凯、小黑、啊真、啊薯、啊波、啊江、啊炮。
有些人已经很熟了，有些人还只是打过招呼的关系。
但我知道，下学期还会见到他们。
周六，校门口，旧大巴，楼梯，那扇门，那个味道。
“更高”。
这三个字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不是地名，是另一个家的名字。